反经_政体译文

查阅典籍：《反经》——「反经·政体」原文

　　[任何政治制度，从理论上来讲，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，否则就失败。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了。]

　　古代设立帝王的原因，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，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，狡诈的欺侮老实的，因此才设立大子来管理他们，好让天下公平合理，万众一心。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，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，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。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，所以设立诸候来治理、教化他们。所以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管仲说：“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，是因为有了道德。”周武王问粥子：“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，想获得就一定到手，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？”粥子回答说：“攻与守的道理相同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。然而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，严厉不能象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；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苛不能，用严厉的方法不如象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。诸侯发布政令，能对人民公正，是文政；对待士人，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，是文礼；断案用刑，以仁义待人，就是文诛。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，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，守业不存，进取不得，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。”

　　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《尸子》一书中说：“德，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；义，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；礼，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。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，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，就是最大的仁。”

　　文子说：“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，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。法律能杀人，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，和睦兄弟；可以惩罚盗贼，但不能使人知廉耻。

　　明君在上，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，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，亲近贤人并提拔他，蔑视小人并黜退他。不随便动用刑法，同时要修明礼义，任用贤能。”又说：“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，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，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；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，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，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。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，不能不反复考虑，慎之又慎。”

　　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，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。

　　[晁错劝汉文帝说：“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，而且没有尧、汤时的水旱灾害，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。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，民众的劳力过剩，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，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，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。当务之急，在于重视粮食生产，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。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。凡是能这样做的，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，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。这样，富人有了爵位，农民有了钱，粮食有了富余，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。不过三年，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。”

　　汉景帝下诏说：“制作只供玩赏、装饰一类的东西，将损害农业生产；华丽的刺绣只能消耗丝线，将影响成衣制作。农业受到损害将导致饥荒，缝纫受到损害就要挨冻。饥寒交迫而不为非作歹，难啊。我要亲自耕作，皇后要亲自采桑养蚕，以供奉宗庙，来带动大下民众，希望天下百姓都从事农业生产，使丝绸和粮食都有积蓄，以备灾荒。”

　　晁错写的《盐铁论》说：“国家有肥沃、富饶的田野而人民却食物不足，是由于工商业发展了，而田野却荒芜了；有丰富的山林江海物产而人民却资财不足，是由于不致力于生产百姓所需要的日常用品，却过多地制作那些奢侈奇巧的东西。”]

　　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柘竭，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，饲养六畜。

　　[汉景帝下诏说：“农业是天下的根本。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，冷了不能穿。要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，种桑养蚕，多植树造林，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。官吏有征发、雇佣人开采黄金珠玉的，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；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。”]

　　荀悦所写的《申鉴》中说：“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，是不会起作用的；不热爱生命的人，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。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。”

　　必须针对治乱之根源制定方针政策，以顺应民心，方才有效。

　　曾与商鞅一同参与秦国变法的尉缭子说：“颁布法令是为使万众一心。

　　假如在其出台时不反复审度，出台后又多次更改，那么法令即使颁布了，群众也不相信。所以凡是颁布的法令，即便有所不足，也不要随便更改。这样，人民群众就不会无所适从，三心二意，法令就会得以贯彻执行。”

　　战国时的尹文在其所著的《尹文子》一书中说：“父亲给儿子下的命令，有的会照办，有的却不会。比方说命令他：‘赶走尊贵的妻子，卖掉喜爱的小妾。’儿子肯定会照办，因为他想再娶新欢；如果说：‘你不许有怨恨。

　　你不许有思想。’这肯定不听。因为这无法做到。由此可知，作为最高决策者，对待法令的颁布一定要慎之又慎。”

　　文子说：“治理国家有其最基本的原则，那就是以有利于人民为出发点。

　　政治与教化有其最基本的规律，那就以令行禁止为最高原则。”]

　　使用官吏，必须选择那些不争权夺利的人，同时要使人民大众各自做他们所擅长的事。

　　[荀子说：“察看地势高低，安排播种五谷，读书人不如农民；流通货源，掌握行情，读书人不如商人；搞技术设计，准备器材，读书人不如工匠。至于评价一个人的品行以便恰当地任用他们，量能而安排官职，说话合情合理，做事能抓位要害，这却是读书人的特长。”

　　文子说：“对其所承担的职责能胜任的就推荐他，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负担；能专心致志去做的事就让他去做，因为这对他来说不会成为困难。”]

　　明确告诉人民群众死路是什么，这是为了树立国家法律之威严。

　　[孔子说：“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，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。”所以三队大败，不斩将领；有法不依，不能动用刑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，责任不在民众。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是盗贼；横征暴敛的是暴君；不预先告戒民众，却责备求全的是民贼。政治制度没有这三种弊端，然后才能实行法治。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，这样做行不通，那么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；如果这样还达不到目的，那就证明世风日下，仍然有不法之徒为非作歹，这就得用刑罚严励制裁了。”

　　东汉袁安说：“仁、义、礼、智，是法律的基础，法、令、刑、罚，是政治的延伸。没有基础，法治就无从建立，没有派生的东西，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，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，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，使人迁恶向善，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，成为自觉的行动。儒家看到这种情况，于是说：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。他们不明白对下面实施法治，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。实施法治，是为了扬善抑恶，提倡文明，禁止荒淫。

　　这是治国原理的关键。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，于是说：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，只须推行法治即可。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，人民产生怨恨，有怨恨就要愤怒。有仁义而无刑法，人民就会轻慢，邪恶就会随之产生。以仁义为根本，靠法令来实现，双管齐下，二者并重，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。”所以东汉未哲学家仲长统说：“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，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，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，天下云从响应。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，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。”

　　南北朝史学家桓范说：“夏桀、商纣使用刑罚，不是把人做成肉酱，就是剖人心腹；以至反叛的人越来越多，终于因此灭亡。就是因其不把仁义作为治国的根本。”所以说，法律是以仁的宽恕作为本体，以义作为断案依据。

　　由此可以明白，孙子所说的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得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]

　　要想向人民敞开有功必赏的大门，就必须赏罚有信。

　　[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信用建立后，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。懂得这个道理的国王，他的基业就能长久；懂得这个道理的臣子，就可以作帝王的辅佐。”

　　东汉哲学家、建安七子之一徐干在《中论》里说：“上天孕育众生，其情感是彼此相同的。身体受到伤害，人人都感厌恶；生前显赫，死后留名，人人都很喜欢。可是有人受害，有人发达，这样的事每天都在发生，然而人们依然不认真修养自身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就因为该赏的不赏，该罚的不罚，结果使想行善的人也失去了信心，不但怨恨暗生，而且对自己以前的善行产生了怀疑；而作恶之人则不但蔑视国法，而且对其恶行恬不知耻。倘若如此，即使每天在大街上砍头示众，犯罪的人还是层出不穷；每天都封官加禄，人们还是不做好事。”

　　蜀国的张裔对诸葛亮说：“先生赏赐不漏掉同自己关系疏远的人，惩罚不偏袒自己亲近的人。不让无功之人得到官位，不因有权有势就免去对他的惩罚。这就是无论贤愚都能舍生忘死的原因。”]

　　不做不可能成功的事，因为凡事都要量力而行。

　　[文子说：“债少容易偿还，职务轻松容易完成，任务不重容易上进。最高统治者把握住简明扼要的国策，臣民就容易建立功业。这样一来，为君为臣就永远不会互相讨嫌。社会到了末世，其法律的特点是繁杂而苛刻，然而真正犯罪的人却捉不住，可是动不动还要严惩重罚，于是罚不胜罚，严重危害社会的却不敢杀。人民大众为这三种重负所困扰，就变着法子来欺骗上级，虽然采用严酷的刑法，也不能禁止奸诈与邪恶。”

　　《新语》说：“秦始皇设立刑法，用车裂杀人，修筑大城以防备江南吴楚一带少数民族的入侵，举措越多，国家越乱，法令越多，恶人越放纵。秦始皇不是不想治理好国家，然而他的一系列举措恰恰失掉了天下，就是因为采取的措施太多、刑罚太严的缘故。”]

　　不追求得不到的东西，不勉强人做他们所厌恶的事。

　　[所谓“政治”，意思是要顺应民心，政策法规才能得以贯彻执行，违背民心，政策法规就会被废弃。人民厌恶愁苦、劳累，就设法使他们安逸、快乐；人民厌恶困苦、贫贱，就设法使他们富裕、尊贵；人民厌恶危难、动荡，就设法使他们安全、稳定；人民害怕绝后、死亡，就设法使他们生育、长寿。

　　能让人民安乐的人，人民也会为他分忧，为他劳苦；能让人民富贵的人，人民也会为他甘受贫贱；能让人民安定的人，人民也会为他承受危难；能让人民休养生息的人，人民也会为他经受死亡灭绝的考验。只要满足了人民的这四种欲望，远方的人自然会来亲近；相反，亲近的人也会背叛。

　　晏子说：“依照正义来谋划，定有所得；根据仁爱去做事，定能成功。

　　违背正义和仁爱去行动，没听说过有能成功的。”
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说：“树木茂盛，禽兽才会来栖息；水流深沉，鱼鳖才会来归依；帝王贤明，豪杰才会追随。”所以，圣明的国君不刻意要求归依他的人，而是注重做好能使人才前来归依的那些事情。强迫让人笑，笑了也不快乐；强迫让人哭，哭了也不悲哀。强硬地推行某种政策，只有小成而不会有大成。]

　　不要固守在不能久留的地方，不为一时方便而苟且敷衍。

　　[董仲舒说：只用汉朝与匈奴和亲的策略来使边境安定，又以匈奴单于的爱子作为人质，这是达不到目的的。班固曾经认为，匈奴人凶暴、倔强，每当有人投降汉朝，他们便扣留汉朝使者来报复，怎么能指望他们拿爱子作人质呢？孝文帝时，匈奴单于娶了汉家女子为妻，可是屡次违背和约。他们如此利令智昏，怎么能希望他们不为重利而宁肯牺牲人质呢？谋略大事，议制国策，不求长治久安，只图一时的稳定。这样的人不可以策划长久大计。”

　　晁错劝汉文帝发展农业生产，使之得以做官或赎罪，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。

　　苟悦说：“圣人的工作，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和义理。

　　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，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，迫不得已才采用它，若非有重大变故，不应当这样做。]

　　懂得把握时机的人，可以任命他为行政长官。

　　[范蠡说：“节令未到，不可以勉强植物生长；形势不允许，不应当勉强追求成功。”管仲说：“圣人只能捕捉时机，不能违背时机。”《论语》说：

　　“圣人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后，只等时机的到来。”]

　　能审时度势，对人才、资源的使用了然于胸，并能恰当地选用官吏的人，就可以推拥他为君王。

　　[荀子说：“盗窃了帝王的治国方法，要与能做帝王的人去实行它，那就可以称王了；盗窃了称霸者的治国方法，能与称霸的人去实行它，那就可以称霸了；盗窃亡国之法，与亡国之人去实行它，自然会一同灭亡。与修积礼义的君子共事，可以称王；与正直诚信的人共事，可以称霸；与妄图颠覆国家的人共事，只能自取灭亡。圣明的国君应该谨慎地对待、选择这三种情况，这可以帮助他精明地使用人才。”

　　管仲说：“执政者不讲仁义道德，不能把国家政权交给他；有了贤能的人不让位，这样的人不能让他居于尊贵的地位；因为是自己的亲戚，就不使用刑罚，这样的人不能让他掌管兵权；不喜欢从事农业生产，不能任命他做地方长官。”又说：“会让有才能的人靠本事吃饭的人，就会使国君尊贵而崇荣；能让勇士靠战功而谋生的人，士兵就会为他卖命。如果这两种政策一旦能在全国确立，天下就得到治理了。”

　　西晋哲学家傅玄说：“都市与郡县考察官吏的有效途径共有六种：第一，如以文明教化的情况来考察地方官吏的业绩，官吏就会重视自身的道德；第二，如以清正廉明来考察官吏的本职工作，官吏就会对其言行谨慎；第三，如以才能来考察用人情况，官吏就会慎重地推荐人才；第四，如以租税、服役来考察是否公平，官吏就会处事谨慎；第五，如以农业发展情况来考察官吏的水平，官吏就会致力于农业生产；第六，如以执法情况来考查诉讼，官吏就会认真审理案件。”这样做，使用官吏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解决。]

　　综上所述，户籍管理清楚，村社组织建全，限定每人占有的田亩明确，惩罚与罪行相符，设立行政长官，加紧农桑的种植，抑制工商业，注重教育事业，考核士人的才艺，精简政府机构，做好兵器的制作，严明法制，核实赏罚的信誉，禁止无益的游戏，检举苛刻的官吏，这十五条，即使是圣人再世，也一定要这么说。

　　要想探讨一个国家的统治时间为什么有长有短，就应当把以上所阐述的为政之道作为基本的总则。

　　(议曰：夫政理，得人则兴，失人则毁。故首简才行，次论政体焉。)

　　古之立帝王者，非以奉养其欲也。为天下之人，强掩弱，诈欺愚，故立天子以齐一之。谓一人之明，不能遍照海内，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。为绝国殊俗，不得被泽，故立诸侯以教诲之。夫教诲之政，有自来矣。何以言之？管子曰：“措国于不倾之地，有德也。”

　　(周武王问于粥子曰：“寡人愿守而必存，攻而必得，为此奈何？”对曰：“攻守同道，而和与严，其备也。故曰：和可以守而严不可以守，严不若和之固也；和可以攻而严不可以攻，严不若和之得也。故诸侯发政施令，政平于人者，谓之文政矣。接士而使吏，礼恭侯于人者，谓之文礼也；听狱断刑，治仁于人者，谓之文诛矣。故三文立于政，行于理，守而不存，攻而不得者，自古至今，未之尝闻。”

　　《尸子》曰：“德者，天地万物之得也；义者，天地万物之宜也；礼者，天地万物之体也。使天地万物，皆得其宜、当其体，谓之大仁。”

　　文子曰：“夫人无廉耻，不可以治也；不知礼义，不可以行法也。法能杀人，不能使人孝悌；能刑盗者，不能使人有廉耻。故圣王在上，明好恶以示之，经非誉以导之，亲贤而进之，贱不肖而退之，刑诸不用，礼义修而任得贤也。”又曰：“夫义者，非能尽利天下者也，利一人而天下从；暴者，非能尽害海内者也，害一人而天下叛。故举措废置，不可不审也。”)

　　积于不涸之仓，务五谷也。

　　(晁错说汉文帝曰：“今土地人民，不减于古，无尧、汤之水旱，而蓄积不及古者，何也？地有遗利，人有余力，生谷之土未尽垦辟，山泽之利未尽出，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。当今之务，在于贵粟。贵粟之道，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。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，得以拜爵，得以除罪。如此，则富人有爵，农人有钱，粟有所余，而国用饶足。不过三载，塞下之粟必多矣。”

　　汉景帝诏曰：“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则饥之本也，女红害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而能毋为非者，寡矣。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，为天下先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，以备灾害。”

　　《盐铁论》曰：“国有沃野之饶，而人不足于食者，工商盛而本业荒也。有山海之货，而人不足于财者，不务人用而淫巧众也。”)

　　藏于不竭之府，养桑麻，育六畜也。

　　(汉景帝诏曰：“农，天下之本也。黄金珠玉，饥不可食，寒不可衣。其令郡国劝农桑，益种树，可克衣食物。吏发人取庸，采黄金珠玉者，坐赃为盗，二千石，听者与罪同。”

　　《申鉴》论曰：“人不畏死，不可惧之以罪；人不乐生，不可劝之以善。故在上者先丰人财，以定其志也。”)

　　下令于流水之原，以顺人心也。

　　(尉缭子曰：“令，所以一众心也。不审所出，则数变，数变则令虽出，众不信也。出令之法：虽有小过，无更，则众不二听，即令行矣。”

　　《尹文子》曰：“文之于武也，令有必行，有不必行者。‘去贵妻，卖爱妾’，此令必行者也。因曰：‘汝无敢恨，汝无敢思。’此令不行者也。故为人上者，必慎所出令焉。”

　　文子曰：“治国有常，而利人为本；政教有道，而令行为右也。”)

　　使士于不诤之官，使人各为其所长也。

　　(孙卿曰：“相高下，序五谷，君子不如农人；通财货，辨贵贱，君子不如贾人；设规矩，便备用，君子不如工人。若夫论德而定次，量能而授官，言必当理，事必当务，然后君子之所长。”

　　文子曰：“力胜其任，即举之不重也；能务其事，则为之不难也。”)

　　明必死之路，严刑罚也。

　　(议曰：孔子曰：“上失其道而杀其下，非礼也。”故三军大败，不可斩；狱犴不治，不可刑。何也？上教之不行，罪不在人故也。夫慢令谨诛，贼也；征敛无时，暴也；不诫责成，虐也。政无此三者，然后刑，即可也。陈道德以先服之，犹不可，则尚贤以劝之，又不可，则废不能以惮之，而犹有邪人不从化者，然后待之以刑矣。”

　　袁子曰：“夫仁义礼智者，法之本也；法令刑罚者，治之末也。无本者不立，无末者不成。何则？夫礼教之法，先之以仁义，示之以礼让，使之迁善，日用而不知。儒者见其如此，因曰：治国不须刑法。不知刑法承于下，而后仁义兴于上也。法令者，赏善禁淫，居理之要。商、韩见其如此，因曰：治国不待仁义为体，故法令行于下也。故有刑法而无仁义则人怨，怨则怒也；有仁义而无刑法则人慢，慢则奸起也。本之以仁，成之以法，使两道而无偏重，则治之至也。”故仲长子曰：“昔秦用商君之法，张弥天之网。然陈涉大呼于沛泽之中，天下响应。人不为用者，怨毒结于天下也。”

　　桓范曰：“桀、纣之用刑也，或脯醢人肌肉，或刳割人心腹，至乃叛逆众多，卒用倾危者，此不用仁义为本者也。”故曰：“仁者，法之恕；义者，法之断也。是知仁义者乃刑之本。故孙子曰：“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，是谓必取。”此之谓矣。)

　　开必得之门，信庆赏也。

　　(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夫信立则虚立，可以赏矣。六合之内皆可以为府矣。人主知此论者，其王久矣；人臣知此论者，可以为王者佐矣。”

　　徐干《中论》曰：“天生蒸民，其情一也。刻肌亏体，所同恶也。被玉垂藻，所同好也。此二者常在，而人或不理其身，有由然也。当赏者不赏，而当罚者不罚，则为善者失其本望，而疑其所行；则为恶者轻于国法，而恬其所守。苟如是，虽日用斧钺于市，而人不去恶矣；日赏赐爵禄于朝，而人不兴善矣。”

　　蜀张裔谓诸葛亮曰：“公赏不遗远，罚不阿近，爵不以无功取，刑不可以势贵免。此贤愚之所以咸忘其身也。)

　　不为不可成，量人力也。

　　(文子曰：“夫债少易偿也，职寡易守也，任轻易劝也。上操约少之分，下效易为之功，是以为君为臣，久而不相厌也。末世之法，高为量而罪不及，重为任而罚不胜，危为难而诛不敢。人困于三责，即饰智以诈上，虽峻法严刑，不能禁其奸也。”

　　《新语》曰：“秦始皇设刑法，为车裂之诛，筑城域以备胡越，事愈烦，下愈乱；法愈众，奸愈纵。秦非不欲治也，然失之者，举措太众、刑罚太极故也。”)

　　不求不可得，不强人以其所恶也。

　　(故其称曰：政者，政之所行，在顺人心；政之所废，在逆人心。夫人恶忧劳，爱逸乐。逸乐之人，恶贫贱；富贵之人，恶危坠；存安之人，恶绝灭。生生者育之。能逸乐之，则人恐之忧劳；能富贵之，则人恐之贫贱；能存安之，则人恐之危坠；能生育之，则人恐之绝灭。故从其四欲，则远者自亲；行其四恶，则近者亦叛。

　　晏子曰：“谋度于义者必得，事因于仁者必成。反义而行，背仁而动，未闻能成也。”

　　《吕氏春秋》曰：“树木茂则禽兽归之，水源深则鱼鳖归之，人主贤则豪杰归之。”故圣王不务归之者，而务其所归。故曰：强令之笑，不乐；强令之哭，不悲；强之为道，可以成小，而不可以成大也。)

　　不处不可久，不偷取一世宜也。

　　(董仲舒论安边之策，欲令汉与匈奴和亲，又取匈奴爱子为质。班固以匈奴桀骜，每有人降汉，辄亦拘留汉使以相报复，安肯以爱子为质？孝文时，妻以汉女，而匈奴屡背约束，昧利不顾，安在其不弃质而失重利也？夫规事建议，不图万事之固，而偷恃一时之事者，未可以经远。”

　　晁错说汉文帝令人入粟塞下，得以拜爵，得以赎罪，上从之。

　　荀悦曰：“圣人之政，务其纲纪，明其道义而已。若夫一切之计，必推其公议，度其时宜，不得已而用之，非有大故，弗由之也。”)

　　知时者，可立以为长。

　　(范蠡曰：“时不至，不可强生；事不究，不可强成。”

　　管子曰：“圣人能辅时，不能违时。”

　　《语》曰：“圣人修备以待时也。”)

　　审于时，察于用，而能备官者，可奉以为君。

　　(议曰：孙卿曰：“盗王者之法，与王者之人为之，则亦王矣；盗霸者之法，与霸者之人为之，则亦霸矣；盗亡国之法，与亡国之人为之，则亦亡矣。夫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，则王矣；与端诚信令之士为之，则霸矣；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，则亡矣。三者，明主之所谨择，此能察于用也。”

　　管仲曰：“大位不仁，不可授以国柄；见贤不让，不可与尊位；罚避亲戚，不可使主兵；不好本事，不可与都邑。”又曰：“使贤者食于能，则上尊崇；斗士食于功，则卒轻死。使二者设于国，则天下理。”

　　傅子曰：“凡都县之考课有六：一曰以教课治，则官慎德；二曰以清课本，则官慎行；三曰以才课任，则官慎举；四曰以役课平，则官慎事；五曰以农课等，则官慎务；六曰以狱课讼，则官慎理。此能备官也。)

　　故曰：明版籍、审什伍、限夫田、定刑名、立君长、急农桑、去末作、敦学教、校才艺、简精悍、修武备、严禁令、信赏罚、纠游戏、察苛克，此十五者，虽圣人复起，必此言也。

　　夫欲论长短之变，故立政道以为经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