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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经_君德译文

查阅典籍:《反经》——「反经·君德」原文

  三皇虽然没有传下修身治国的言论,但是他们潜移默化的仁德遍布四海,所以天下老百姓不知把功劳记在谁的名下。[历史上称伏羲、女蜗、神农为三皇。]“帝王”一词的内涵,就是依照自然的法则,有理论,有法规,因此天下太平。有了功劳,君臣谦让,他们的美德,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,百姓当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。所以古代的帝王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、赏罚奖励,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。

  [作为五帝之首的轩辕黄帝,依据阴阳四时制定历法,按照农时所宜播种,充分发挥心智、体力和视听功能,节约使用山林江河的资源,在位时有土德的瑞兆,所以号黄帝。颛顼高阳做领袖时。保护资源,治理土地,依据天象制定历法,崇拜山川之神,并按其尊卑秩序制定礼仪,依四时五行之气教化民众,虔诚地祭祀天地之神、祖先之灵。凡天下之物,活动的禽兽,静止的草木,大到名山大川的神灵,小到丘陵坟莹的鬼魂,日月所照之处,没有不归顺的。帝喾高辛当领袖时,取山川大地的财物,节约使用,抚养教育万民,引导他们谋利益,按照日月的升降制定历法,认识到鬼神的玄妙而虔诚地祭祀,整个部落的景象显得肃穆兴旺,社会风气显得道德高尚。帝尧为领袖时,仁德涵养有如天空一样广博,智慧象神明一样微妙,人民象葵花向日般地追随他,象禾苗企盼云雨一样仰望他,富有而不骄纵,高贵而不傲慢。

  虞舜为领袖时,多么微小的好人好事也都要表彰,多么隐蔽的坏人坏事也都要暴露,运用自然的法则来惩恶扬善,群臣心悦诚服而后让他们遵守各种制度。

  综观五帝的治国之道,都能善用无为而治的法则,并在运用中使之体现为最高的和谐,天下百姓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了实惠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行为合乎道义却好象生来就有这种修养。这就是黄帝、颛顼、高辛、尧、舜之仁德的具体表现。]

  如果说五帝是以德治国,那么三王(夏禹、殷商、周文王)的治国之道就是征服人心了。

  [这道理可以用两个人的话来证明。韩信说:“项羽所过之处,杀人放火,恣意残害生灵,老百姓不顺从他,就用暴力劫持。这是以势压人,名义上是称霸天下,实际上丧失了人心。他的所谓‘强大’是很容易衰弱的。”诸葛亮说:“荆州虽然在名义上归顺了曹操,实际上是迫于大军压境,并非心悦诚服。现在将军(孙权)只要命令猛将与刘豫州(刘备)同心协力,合力破操,一定能胜利。”由此言之,人心不服,敌人的攻势很容易被打破。所以说:“王者之道,降心服志也。”]

  制定方针策略以防衰败,为政清明,国防巩固,然而并不发生战乱,天下太平,君不疑臣,臣不疑君,国家稳定,人主安祥,群臣遵循仁义的规范进退有序,也可以达到美好而元患的大治景象。

  [上古有过三代明王,开创大业,文彩风貌虽然不同,但盛世的美名却是一样的。夏代推崇忠实,忠实过头了就产生粗野的流弊,最好的补救办法是崇敬。殷商时代,对忠的流弊进行了改革修正,推崇敬鬼神,讲尊卑,可是崇敬的流弊是迷信,最好的补救办法是文明教育。周代的统治者为了矫正殷商六百年的动荡不安,大力提倡文治。然而文治也有弊端,那就是人们会变得太虚伪,于是又反回来提倡忠君爱国。夏商周三代就这样因循反复,就象火大了用水救,救灭再生火,走了一个圆圈。因时制宜,救弊补偏,这就是三王的治国之术。]

  霸主的治国之术是以权势来驾驶、以信誉来团结、以赏罚来使用人才。

  不讲信用,人才就会疏远;赏罚制度毁坏,人才就会离去。

  [《左传)中记载:公元前633 年,楚成王军队包围了宋国的都城。宋成公派使者去晋国告急。晋文公召集群臣商量。晋之名将先轸说:“报恩、救难、立威、称霸,就看这一次了。”晋文公的舅父狐偃(字子犯)说:“楚国刚刚得到曹国,最近又从卫国娶妻。现在如举兵进攻曹、卫,楚必分兵援救,那么齐、宋就可以解围了。”

  于是晋国在被庐这个地方大规模地阅兵,按大国编制组建三军。经商量,任命大夫郤縠为元师,统帅中军。

  晋文公一回国就致力于训练民众。次年,文公想使用他们。子犯说:“晋国战乱多年,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,还没有安居乐业。”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,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;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,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,安于生计。不久,文公又想用兵,子犯又说:“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,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。”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(小国名),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撒兵。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,退兵三十里,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。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,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,明码标价,童叟无欺,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。

  于是晋文公说:“现在总可以了吧?”子犯说:“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,没有恭敬之心。”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,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。这样一来,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,不再有疑虑,这时才使用他们。城濮一战,迫使楚国撤兵谷邑,解了宋国之围,一战而称霸诸侯。这都是晋文公善于用仁德教化的结果。

  这是五霸之主以仁德治国的一面。]

  所以说,治国的根本问题是怎样用刑法与仁德,正确的方针是二者都不偏废,相辅相成。天以阴阳二气构成一年四季,人以刑德二法构成治国之道。

  所以即便是圣人执政,也不可偏用其一。以这样的观点来看,运用仁德较多,刑法较少的是五帝,刑德并重的是三王,刑法较多、仁德较少的是五霸,只用刑法暴力而亡国的就是秦了。

  [古代治理国家,其政制可分为三类,一是王者之政——靠的是人文教育;一是霸者之政,靠的是刑法的威力;一是强权政治——靠的是暴力酷刑。

  其规律是教育不起作用就用刑法强迫,刑法不起作用就用暴力镇压,暴力也不起作用就屠杀。到这一步就不为王者所赞同了。所以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:“从前秦始皇弃仁义而用暴力,以此虽然可以吞并六国,统一天下,然而坐天下就不行了。这就是运用刑法治国的弊端。”]

  有人问:“你所说的五霸之道我已听明白了,敢问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都是崛起于乡问,平定了天下战乱,开创了帝王大业。刘邦豁达大度,刘秀谨慎细心,各擅其美,龙飞凤翔,所以能收拾残局,保护人才,拯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。然而就其济世之大德,帝王之天威而比较,谁优谁劣呢?”

  曹植说:“昔日汉室初兴,刘邦因残暴的秦王朝而起事,诛灭项羽,一统天下,光宗耀祖,功勋可比汤武,伟业流传子孙。他是帝王中的元勋,人君中的盛事啊!然而他的名声。品行毕竟不那么真正合乎道德,所以死了以后,果然让凶恶的吕后肆元忌惮地干尽残酷暴虐的坏事。爱妃戚夫人被砍去四肢,挖目薰耳,喂上哑药,扔在厕所中;赵王如意被幽囚,最后毒杀。亲生骨肉连连遭受屠杀,吕氏家族独揽朝纲,国家政权几乎被吕氏篡夺。上述种种,难道不是刘邦缺乏深谋远虑的结果吗!

  然而刘邦手下的猛将谋臣都是古今少有的奇才,只因为他能选任、重用他们,听其言观其行,所以才会统一天下,登上帝王的宝座。

  汉世祖光武帝刘秀(高祖九世孙)继承了皇室家族的仁善德性,禀承了忠贞温和的纯正精华,遵循外修风度内修精神的要则,兼有儒家的美德和才华。聪睿豁达、博学多识、仁义智慧、开明宽容、慎重周密、乐施爱人,构成了他的品道修养。他所处的时代,多灾多难,无法无天,正值皇家的气数已尽,世道艰难之际。在这样的时局下,他有如一声春雷,声势雄壮地举兵起事,组织武装力量来抗击强暴势力,发动起义部队扫荡残军败将。他的大军还没有从南京出发,王莽已经被洛阳的乱兵杀死。象刘秀这样的人,安邦定国的大计胜券稳操以后才发动群众,计划谋略确定以后才采取军事行动,所以每次进军没有攻克不了的堡垒,每次战争都没有临阵脱逃的士兵。他用宽厚仁慈之心来团结群众,以超常的德行使远方的人才慕名而来。因此,窦融闻听他的名声就如影随形般地追随他,马援第一次见面就赞叹他的英明。

  象虞舜一样,有使九代人亲密和睦的声誉;象羲皇一样,有高尚纯朴的品质。

  他谦虚地听取下属的意见有如周公一样不辞劳苦,留心事务象计时的仪表一样勤快。所以论功劳,他的业绩非同导常;论尊高,他的事迹不同凡响;论道德,找不出可挑剔的瑕疵;论品行,没有不光彩的地方。刘秀所拥有的势力并不大,文武辅臣也并不强,但是他最终做到了一统天下,创建了不可磨灭的功勋,让金石碑铭刻记他的光辉业绩,诗书文献记载他的伟大。”所以说,汉光武帝比汉高祖更伟大。

  [东汉末的史学家荀悦写道:“汉高祖刘邦出身于普通老百姓,奋剑而取天下,不是由舜尧那样的人禅让接位,也不是汤武所委任的那种高官,全凭自己奋斗,有如龙从云腾,虎挟风行,征乱伐暴,廓清天下,八年之间,海内平定,于是踏上了通天大道,登上了帝王宝座。自古以来,书籍所载,未曾有过。不是英雄豪杰,没有宽容圣明的谋略,天命所授,神负扶助,哪能建立如此不朽的功勋!武王焚鱼敬受大命,高祖挥剑斩白蛇,就有神女化作老妇哭诉赤帝杀了她的儿子,预兆天命的事物虽然不同,但其道理却是一样的。”

  《尚书》说:“上天的工作,要让人来代替完成。”《周易》说:“汤武革命,上顺天心,下合民意。”所讲的也正是这个道理。

  夏代崇尚忠诚,其流弊是粗野、简陋,因此殷代用崇敬来纠正;崇敬的弊端是迷信,因此周代用文明礼教来纠正;可是礼教又带来了虚伪的流弊,补救虚伪弊端最好的办法是忠诚。结果夏商周三代帝王的治国之道转了一个圆圈,走到终点却又回到了起点。周秦之际,经过春秋战国六百年的战乱,可以说是文治流弊日益严重的时候,秦不加以改革,反而推崇酷刑,使其流弊更加严重。到了汉代,鉴于法治的教训,进行彻底改革,于是取得了政权。

  三国时的孔融说:“周武王从夏朝的开创者后稷到他那个时代,历时十五代,却只出现过白鱼跃入舟中、赤鸟落在屋上的瑞祥。至于汉高祖,只因一人修积仁德,瑞兆就有四五起。他挥剑斩白蛇,蛇母为之哭泣;两入长安,天上五星相聚。周武王伐纣时,杀了纣王,悬头示众;高祖进入秦都长安时,却赦免了二世的儿子子婴,并放了他。所以说,周武王在宽容大度方面也不如高祖。”

  唐太宗的名臣虞世南说:“帝者与师处,王者与友处,霸者与臣处。刘邦的功臣有三杰——张良、萧何、韩信;刘秀的辅佐是二十八将——邓禹、关汉等,但二十八将怎能比得上三杰?然而刘邦的功臣在其强盛之际几乎都被诛灭了,刘秀对他的功臣却都给予了优厚的待遇,使他们安享荣华富贵。

  在这一点上,刘秀很值得称颂。对这两个人取长补短地进行比较,还是次要的事情。”

  这样来讲,汉高祖战胜秦国和项羽,开创汉朝基业,家族的地位和国策的创建,一直传了十多代,虽然没有走上王者之道,作为霸者的功德,也够伟大了。]

  有人问:“班固赞颂周朝,推崇周成王、周康王;赞美汉朝,推崇汉文帝、汉景帝。班固的看法正确吗?”

  虞世南说:“周成王继承周文王、周武王的传统,以周公、召公为相,教化愚昧憨厚的民众,因为仁德的风气日积月累,能象疾风吹荡草丛一样,自然会同泰民安,这并不值得眩耀。至于汉高祖,登基之后,日理万机,已亡的秦国遗留下来的不利因素仍然存在。汉文帝以仁慈宽恕为本,以清静怡淡为法,扫除了秦始皇、项羽残酷暴烈的作法,恢复了黄帝、尧舜温和淳厚的风气,很少使用刑法,这样治理国家,是非常不容易的。假如他不被新垣平的妖言所惑,大搞迷信活动;不因梦见有人助他登天而宠幸邓通的话,汉文帝就非常接近王道了。至于用汉景帝来比拟周康王,在德行上还有所欠缺。”

  [《史记》称赞汉文帝说:“文帝即位,二十三年没有增加宫室园林、车骑服饰;臣民有不方便的地方,就用国家的积蓄施舍,为人民谋福利;南越王赵陀自立为帝,文帝将赵陀的兄弟都召来,各给厚赐,以德感化,赵陀大为感动,于是改帝称臣。文帝与匈奴曾有兄弟之约,但匈奴背约入侵,文帝派遣大将镇守边关,只守不攻,担心深入匈奴腹地会侵扰百姓。被分封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吴王因故与文帝不和,借口有病,不肯上朝,文帝不但不怪怨,反而派人送去手杖赏赐吴王,并传语吴王年老,可以免朝。群臣虽然劝文帝用宣吴王人朝的办法将其软禁,文帝表面上听从他们的意见,实际上不采纳。

  郎中令张武曾接受过吴王的贿赂,被文帝发觉后,不但没治罪,反而赏赐他,让他心怀惭愧。凡此种种,表明汉文帝一心一意以德服人,因此才出现海内殷富,国家繁荣的景象。这都是由于用礼义文明来振兴国家的结果啊。

  “另一方面,汉文帝勘断案件数百起,很少使用刑罚。真可谓是一位仁德的君王。”

  有人问傅玄:“汉文帝废除了断趾、割鼻等肉刑,这可以说是仁政吧?”

  傅玄说:“这是匹夫之仁。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,要为天下苍生谋求长远利益,决不能仅仅注意这些小事。正因为如此,班固也认为汉文帝的仁德并不在于废除肉刑。他在《景帝赞》中说:‘孔子称这类人能继承三代一直传下来的正确的治国之道。确实是这样啊!周代和秦国坏就坏在政策法规周密而严峻,尽管如此,奸臣、内乱仍然层出不穷。汉朝建立后,扫除烦琐苛刻的政令刑法,与民休息,到了文帝,增加了以恭顺勤俭的方略,景帝遵守先辈的路线,五六十载之间,便做到了移风易俗,民风醇厚,谈周必称成康,言汉必称文景。美啊!’这才是真正的王道!”]

  有人问:“汉武帝雄才大略,可以与前代的哪个皇帝相比?”

  虞世南说:“汉武帝继承六代的帝业,海内殷富,又有高人相助,总揽英雄,驾驶豪杰。内政方面,提倡礼教,外交方面,开拓疆域。制度宪章,焕然可述。比起秦始皇来更其伟大。至于骄奢淫佚,残暴肆虐,也仅次于秦始皇。功劳有余,德行不足。”

  [班固的《武帝赞)说:“汉朝承接了历代弊端,高祖拨乱反正,文帝、景帝注重养民,对于考究古代礼乐制度之事,还很缺乏。汉武帝一登上宝座,就高瞻远瞩,罢黜百家,推崇六经,独尊儒术。接着在全国访求、推荐优秀人才,使其建功立业。兴办太学,修建祠庙,改正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,确定历法,规范音乐诗歌的章法,修建祭天禅台,顶礼各种神灵,封地给周朝的后裔。汉武帝时的号令建制,光彩焕然。他作为断承人遵循先祖的伟大事业,有高祖、文帝、景帝三代人的风范,象武帝这样雄才大略的人,假如不改变‘文景之治’的谦恭俭朴以救助百姓的政策,那么,就是《诗》《书》所称赞过的制度又能超过汉武帝多少呢?”

  由此推断,秦皇汉武,都是创业之君,但不是守成之主。]

  从前周成王年少登基,又有管、蔡等四国叛乱;汉昭帝八岁即位,也有燕王旦、益长公主和上官架的谋反。成王不怀疑周公的忠诚,昭帝委任大将军霍光摄政。二人谁做得更好呢?

  魏文帝曹丕认为:周成王体现了武王美善的气质,继承了贤母的胎教,召公为保傅,吕望为太师。会说话的时候,负责朝见的官员就教他辞令,能走路的时候,负责宫庭礼仪的官员就引导他学习礼节。所以他从小就养成了满足于仪容要威严壮美、言谈要合乎德义的习性。就是说成王是在沐浴德行的清风中长大,骨肉里淀积着高贵的血液。即便如此,他还误听管、蔡对周公的诽谤,迫使周公率兵东征,去平定叛乱,致使上天震怒,显出凶兆来,然后他才皤然悔悟。他一直不相信周公的高尚品德,却相信秘藏在金柜里周公的祷告,这不是很糊涂吗!

  而汉昭帝的情况就不一样了。父亲汉武帝不象武王一样仁德,母亲“拳夫人”钩弋不象邑姜一样贤惠,伺侯他幼年生活的是大姐盖长公主,辅相是上官架和霍光。当老师的没有仁孝的品质,作辅臣的没有治国安邦的才能,完全可以说是出生在深官之中,成长于妇人之手。然而他的美德天性生成,他的品行与生俱来,在十四岁的时候,就表现出早熟和素有的明达,发现燕王刘旦诬陷霍光的书信有诈,不但不怀疑霍光,而且表扬了他的忠诚。昭帝不是等到开启了类似金拒的秘密,看了史官的记录才醒悟的啊。假如让成王和昭帝壮年时执政,换个时代,换了辅臣,改变原来的文化氛围治理国家,那么汉昭帝可称赞的地方不见得比周成王少。

  [大将军霍光和上官架共同执政辅佐昭帝,上官禁妒恨霍光受宠,一心要除掉他,就以燕王的名义起草了一封伪书,诬陷霍光以帝王的仪仗检阅羽林军以及种种意欲谋反的行为。昭帝没有相信。]

  有人说:“汉宣帝明察政事,难道不是汉光武一类的国君吗?”

  虞世南说:“汉宣帝在市井里巷长大,知道民间的疾苦,所以对政务非常留心,提拨重用有才能有学识的人。他之所以采取严刑重法的政策,探究其中的原因,其根源在于法家申不害、韩非子那里。古人说过:‘图王不成,用其有弊病的权谋足以称霸;图霸不成,霸术中有弊病的权谋将会是什么后果呢?只有身败名裂。’汉光武大仁大义,是位成就王道的皇帝。汉宣帝以法治国,是位成就霸业的皇帝。将此二人相较,恐怕不能类比。”

  [元帝在做太子时,曾向宣帝提意见,认为他执法太严。宣帝变了脸说:

  “我汉家向来交错使用霸道、王道,怎么能只用仁德感化来危害政权呢!”

  虽然从这句话可以知道宣帝的谋略不够远大,但是他采用或宽容或强硬的法制还是有原因的。从前汉高祖进入秦国,曾约法三章,秦人非常满意。这是从和缓刑法的好处方面讲。曹操的军师郭嘉劝曹操说:“汉末的政治失败在太宽松,袁绍却以宽松去救偏,所以不得要领。你用强硬的法规来纠正,上下就会知道制度在哪里了。”这是说法制运用得当。《左传》说:“政策宽松,国民就会散漫,这时就应当用猛烈的法令来纠正;太猛烈了,民众又会变得残忍,这时就应当再实施宽松的政策。用宽松来调济猛烈,用猛烈来调济宽松,政治才能平衡。”(尚书》说:“刑罚的使用,要时轻时重,审时度势。”《周礼》说:“治理新建的国家要用轻典,治理动乱的国家要用重典,治理安定的国家要用中典。”

  由此看来,法治的使用,要看在什么时候。时机适宜,怎么可以轻视严刑峻法的作用呢!]

  有人问:“汉元帝多才多艺,温文尔雅,是保持文治的好皇帝吗?”

  虞世南说:“帝王的才华,应该表现在文德武功上。论文则应体察、把握自然法则,以此为指导思想来制定政策法令;论武则应制止暴乱,平息战火,稳定社会,团结人民。这才是做帝王的宏图大略。至于鼓瑟吹萧,和诗谱曲,这是文人墨客、歌伎演员们的事情,做天子哪能去钻研呢!”

  [汉元帝多才多艺,琴弹得很好,这并不是最大的优点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

  东汉末哲学家徐干写的《中论》讲过:“小事情明白,大道理忽略,身边的人事清楚,长远的规律糊涂,自古以来没有不因此而发生动乱,不亡国的。

  这里所说的‘详小事、察近物’,是指能听出音乐、歌曲是否和谐、美妙;能鉴别书法雕刻是否漂亮、精彩;出口成章,能言善辩,对答如流;对小说诗词心领神会;对于射击、驾车、书法、术数很有技巧。所谓“远数、大道”,是指仁慈足以覆盖苍生,恩惠足以托养百姓,光明足以普照四方,智慧足以统帅万物,手中的权力足以应付变化万端的时局,推行的义举足以使经济繁荣,威望足以遏止奸党歹徒的发难,武勇足以平定暴乱。能够辩别臣民们反映的情况是否实事求是,然后通过实际行动来考察他们。明白兴废的根源,精通安危的界线。能做到这些,做皇帝的素质就完备无缺了。”

  历史上,反面的事例也不少。例如从前鲁庄公能歌善舞,于是国人写了《蔽笱》一诗来讽刺他;鲁昭公善于修饰仪容,才招来逃亡晋国的祸患。这样说来,做皇帝的即便视力如离娄一般锐利,听力如师旷一般敏锐,射箭象后界一样准确,书法象史籀一样高明,只能说是有专职人员的才能,对治理国家没有一点儿好处。

  东汉丞相匡衡规谏汉元帝的《改政书》说:“接受国家权力的帝王,务必要继往开来,创立功业,使先辈的光荣传统流芳百世;继承政治路线的君主,务必关心宣传先王的功德,同时要发扬广大。如今陛下的圣明贤德有上天庇佑,能爱护天下百姓,然而阴阳不和,邪恶奸诈的势力没有受到制止,这恐怕是由于参政议政的官吏们没有宏扬先帝的丰功伟绩,反而对制度的运用与否争辩不休。国家把已经取得其成果的事业放在一边,而为那虚妄不实的空头理论纷纷扰扰,我常常为此暗自遗恨。希望陛下从大局出发,好好关心总结治理国家的经验,这才是永保文德武治的大事啊!”

  有人问:“建立过伪政权,改国号为新的王莽,起初谦恭礼让,难道不是曾被称作一代名士吗?等到他当了皇帝后,居尊傲慢,荒淫残暴,为会么前后判若两人呢?”

  虞世南说:“王莽是一个生性惨酷、奸诈、虚伪的人。没有发达的时候,沽名钓誉;权力搞到手之后,称能据傲,目中无人。伪装的画皮一旦撕掉,天生的真面目就暴露出来了。他不听规劝,自高自大,至死不知悔悟,四海冤狱重重,怨声载道,最终还是做了汉光武帝刘秀扫清道路的垃圾。”

  [班固说:“王莽出身于皇亲国舅,最初纡尊屈贵,身体力行,企图沽名钓誉。当他在汉成帝、汉哀帝在位辅政的时候,勤勤恳恳,为人处事正直谦恭,处处被人称道,莫非他就是孔子所说的‘在国有名,在家有誉,口头上仁义厚道,行动上背道而驰’的伪君子吗?然而王莽本质上是一个邪恶不仁却有谄媚取悦、虚伪奸诈之术的人,加之四位叔父王凤、王商等都是世代权臣,他凭借父辈的势力,又赶上汉室正处在衰败之际,皇位三次虚设,而王太后寿命又长,长期作为他的靠山,使他能玩弄奸诈权术,最终酿成了夺位篡权的灾祸。由此推论,王莽篡位也是天意,不是单凭个人奸诈所能做到的。

  “王莽一旦篡夺了政权,南面称王之后,居于不该他占据的地位,被推翻的趋势比夏桀、纣王还要险恶,然而王莽却能若无其事地自命黄帝、虞舜再世。他依仗其威势和诡诈,无法元天,茶毒生灵,因此全国哗然,百姓没有了生活的乐趣,朝野怨恨,众叛亲离,四处举事,各地城池失守,国家分崩离析,致使全国的城镇变成了废墟。有史以来,所造成的灾难没有比得上王莽的了。色秽声淫,气数短命之辈,据说向来就是准备好要给贤明的帝王扫清道路当垃圾的。”

  孙权在谈到吕蒙时说:“吕蒙年轻的时候,我说他只不过是不辞繁难,果敢有为罢了。长大以后有了学问,长了智慧,谋略奇至,仅次于周瑜,策划彻底打败关羽的麦城之战,胜过鲁肃。鲁子敬给我的奏章说:‘帝王兴起之际,都要有所驱除。除去关羽无需顾忌。’这是鲁肃对内不能办事,对外说大活罢了。我也原谅他,没有随意责怪他。”]

  夏代的少康、汉代的刘秀,都是中兴之君,谁更值得称道呢?

  虞世南说:“这二个帝王都是复兴先人未竟之业,使先王的功绩发扬光大的人。中兴之名相同,业绩的内容却不一样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刘秀借助处乱思治的民心,诛灭独夫民贼王莽,乘着混乱打败亡命之徒,成功比较容易。至于少康,夏氏灭亡已有二代(后羿和寒浞),祖先的遗业已很渺远,母亲怀着他逃亡在外,生于异乡,没有受过父辈的教诲,没有强大、贴近的亲人,生在背井离乡的战乱之中,流离失所,但是他能在艰辛坎坷的丧乱之际奋斗,终于成就了帝王大业。中兴的君王,少康应为第一。”

  [魏文帝的长孙曹髦问朝臣荀顗:“夏商已经衰落,国王和丞相也都死绝了,少康收集夏朝的群众,复兴了大禹的事业。汉高祖崛起民间,打败了秦国和项羽,考究他们的功德,谁大谁小?”

  荀顗回答道:“创造与继承,难易不同。少康功德虽美,不过是中兴而已,与汉世祖刘秀同等水平也就可以了。至于高祖刘邦,我以为更胜一等。”

  曹髦说:“少康在国破家亡之后沦落为诸侯的奴隶,然而他能广施恩德,表明他有所图谋,最终还是消灭了过、戈两个部落,恢复了大禹开创的基业,夏商的宗庙得以祭祀,祖先的遗产没有散失。不是大仁大德,哪能建立这样的功勋呢!而刘邦利用天下土崩瓦解的形势,一举取得政权。就他本人而言,为人之子,几次危害到他的亲人;为人之君,他所依靠的是贤明的丞相;为人之父,却不能保护自己的子女,身死之后,国家几乎灭亡。如果与少康易时而处,他就未必能够光复大禹的帝业了。由此推论,刘邦就该在少康之下了。”]

  后汉衰落混乱,是由于汉桓帝、汉灵帝二人凶残的性格所至,可是谁的责任更大呢?

  虞世南说:“汉桓帝因国舅梁冀把握朝纲,胡作非为,在盛怒之下,与宦官密谋将其诛灭。可见桓帝很有些刚毅果断的气概,然而宦官也因此专权,李膺和太学士郭泰等二百余人联合反对宦官势力,被宦官集团以‘党人乱政’的罪名逮捕下狱,后虽释放,但终身不许做官,宦官势力从此不可遏止。由此看来,朝政动乱难道不是起因于汉桓帝吗?古话说:‘民不聊生,天下哀号,正是新的君王开天辟地之良机。’汉灵帝即位后,国衰民疲,正好施行善政。百姓关心国事,都希望振兴朝纲。可是灵帝重蹈覆辙,又让宦官以‘党锢之祸’的罪名诛杀了一批大臣,危害比第一次更其严重,终于导致国破家亡。这个执掌帝王权柄的人,把整个国家推向了毁灭的边沿,他自己虽然只活了34 岁,总算没有死于非命,也够他幸运的了。” [汉桓帝问侍从他的爱延:“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?”爱延回答道:“在汉朝帝王里属中等。”桓帝问:“怎么讲?”爱延说:“尚书令陈蕃主持政务,国家就可以治理好;宦官们干预朝纲,国家就发生混乱。因此知道陛下既可以让你行仁政,也可以让你做恶事。这就是中主的意思。”

  虞世南说:“在泯江的源头,水量只能飘起木杯,到了下游,乘大船才能渡过。汉元帝的时候,任用佞臣弘恭、石显,到了后汉桓帝、灵帝的时候,又有单超、张让干政,既然败坏了伦常道德,皇室、国家的灭亡便无可避免了。汉朝到了这步田地,其祸根是一步步种下的。所谓‘星星之火不灭,到了渐成燎原之势时又有什么办法呢?’可见凡事一露头就得慎重对待。呜呼,百代之后,都要引以为鉴啊!”

  古话说:“寒者易为衣,饥者易为食。”晁错说:“国家富强,邻国动乱,正是有帝王之志者的大好机会。”

  由此可以明白,昏君委实是在为未来的明主开路啊!]

  自从汉室衰落,天下分崩,曹操(字孟德)挟天子以令诸候,刘备(字玄德)凭蜀地险要,孙权(字仲谋)靠江淮坚固,三分天下,成鼎立之势。

  这三个人都开创了帝王基业,建立了霸主宏图。三人谁优谁劣?

  虞世南说:“曹操的军事谋略,几乎元人能比,所以他能打下建国的基础。虽身居朝廷相位,实怀雄才大略。然而他谲秘诡诈,心性反常,疑心重,忌讳多,所以他杀害了伏皇后家族数百人;因意见不合便毒死他的谋士荀或;因嫉恨不与之合作的孔融,便将其杀害;崔琰仪表堂堂,曾作为曹操的替身接见匈奴使者,事后他又觉得没面子,也被他杀害;娄生只因为说错一句话就被他砍头;桓劭已经自首,跪下求饶,他说:‘只要长跪不起,就可饶你不死。’最后还是被杀。不讲仁德,只用刑戳,可见他暴虐极了。然而他闲谈时好自比周文王,实际根本不是。汝南名士许劭给他的评价是:‘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。’这话说得非常恰当。

  “刘备对四川的太守刘璋能以礼相待,委任诸葛亮为军师从不怀疑,做君王的,这是最好的仁德表现。孔明是举世闻名的奇才,可与辅佐成汤的伊尹、武王的吕望相比。君臣同心,如鱼得水。只因国小兵弱,蜷缩在闭塞的蜀地,要同时分心对付魏、吴,与大国抗衡,显得力不从心。假如与曹操易地而处,使刘备的远大计谋得以施展,使关羽、张飞的英武得以发挥,把诸葛亮的才能全部用上,那么,他的霸主之业必然成功。

  “孙权在其兄孙策奠定的基础上,任用前朝的文武百官,凭借长江天险,仅能自保而已,比起前二人来,就有所不及了。”

  [修《三国志》的陈寿说:“刘备的智谋才干,比不上曹操,所以开拓的区域也较狭窄。”晋朝的清官张辅说:“为什么会这样呢?因为拨乱反正的国王,首要的、根本的是要得到好的将相,仅凭自身一人英勇善战是不行的。

  诸葛亮精通礼义,了解风云变幻,算的上是辅佐一统天下的帝王之才。刘备没有强大的实力,却能让他鞠躬尽瘁;关羽、张飞都是豪杰,却能让他们忠心耿耿为他效力,这说明刘备有独特的本领。人与人相处的原则是:光明正大的和阴险奸诈的不会互相配合,才能出众的和平庸愚蠢的不能互相合作。

  曹操即使在安全强盛之时,这些人也不会为他效力,更何况在危难之际呢。

  假如让刘备拥有中原,他开创的基业将会与周王朝媲美,怎会仅仅得一个‘二杰’(指刘与曹)的称号呢。”

  曹丕问吴国的使者赵咨:“吴王是怎样的一位君主?”赵咨回答说:“是一位聪睿、明达、仁慈、智慧、雄毅、英略的君主。”曹操问他有何具体表现,赵咨解释道:‘鲁肃出身贫寒,他能起用,证明他的聪睿;吕蒙是一普通士兵,他能提拨,证明他的明达;收留了你们的大将于禁而不加害,证明他的仁慈;攻占了荆州,但没有发生激战,证明他的智慧;占据三州,虎视天下,证明他的雄毅;委屈求全,敬奉陛下,证明他的英略。”

  孙策中箭受伤调养的时候,把弟弟孙权叫到床前说:“统率江东的千军万马,在箭矢如雨的战场上,当机立断,与天下争雄,你不如我;举贤任能,各尽其才,以保江东,我不如你。”

  陈寿说:“孙权屈身忍辱,任用人才,崇尚计谋,象勾践一样奇异,确是人中豪杰,所以他才能独据江淮,成就三分鼎立的霸业。”]

  晋宣帝司马懿老谋深算,诸葛亮盖世奇才,哪一个更高明?

  虞世南说:“司马懿出身于世代儒家,参与建立魏国的政制,在世事危难之际能有所救助,清理朝纲,文才武略,实有可称道的一面。然而这人好玩弄阴谋,做事不讲仁义,猜疑妒忌,诡计多端。譬如他为让魏明帝自取灭亡,故意装病,河南尹李胜离京赴任前去看他,他故意说胡话,装得命在旦夕,使曹爽放松了警惕;他把何宴等人下狱后,任由狱吏审讯拷打,最后连诛三族。象这类伤天害理昧良心的事,正人君子是做不出来的。用这种虚情假义对待一切事物,倘若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,到中原地带去会战,以他的奸谋来对孔明的统帅有方,恐怕就不是对手了。”

  [东吴时的张微在《默记》中谈论到司马懿和诸葛亮二人的忧劣时说:“汉朝灭亡,天下三分,这二人同时生活在风云际会的时代,投靠了一方之主。

  孔明从蜀汉开始活动,地盘只有一个州,与大国相比,只占九分之一,指挥着数万军队,长驰于祁山一带,意气奋发,大有饮马河、洛的壮志。司马懿拥有天下十倍之地,仗着兼并的大军,城垒坚固,部队精锐,不敢斩将擒敌,却只能自保而已。假如孔明不是死于五丈原,凉州、雍州(今陕甘宁一带)的军队和武器装备还在,战争继续下去,谁胜谁负很明白。比起司马懿来,孔明不是更高明吗?”]

  西晋前夕的景王司马师和他的弟弟文王司马昭,哪个比较贤明?

  [魏明帝曹睿驾崩,立养子齐王曹芳,托咐曹爽与司马懿辅佐曹芳。司马懿杀了曹爽,大权独揽。曹芳在位三年,司马懿死,儿子司马师(字子元)

  被封为景王辅政,废除曹芳,立曹丕的孙子曹髦。司马师死后,他的弟弟司马昭(字子上)被封为文王,又代其兄辅政,杀了曹髦,立曹操的孙子曹奂。

  后来曹奂也被废除,封为陈留王,他让位给司马炎(字安世)晋武帝,从此进入西晋时期。司马炎称帝即位后,灭了东吴,统一了天下。到了晋惠帝即位,天下大乱,开始了五胡人主中原的大动荡时代。]

  虞世南对司马昭兄弟的评价是:何晏说:“唯有深邃,才能领悟胸怀天下的含义——夏侯玄(字太初)就是这样的人;唯有机谋,才能成就天下的重任——司马师就是这样的人。”由此可知,有将相之才的人,在青少年时期就要表现出来。在司马懿诛灭曹爽的时候,司马师镇静如常,其智慧谋略已很明显了。扬州都督毋丘俭和刺史文钦举兵讨伐他的时候,被他打得全军覆没,由此可以看出他的英雄气概。虽然他在谋略上胜人三分,但他能忠心保卫王室;虽然威名震主,但为人臣子的名节无可指责;权势显赫但能善始善终。这就很值得赞美了。

  他的弟弟司马昭继承了大将军的权柄以后,镇压了扬州都督诸葛诞讨伐他的战乱;在南方,安定了淮海一带的局势;在西方,消灭了刘禅没落的蜀汉。司马昭部署军政大事不失时机,一切以建功立业为重。可是在曹髦即位之后,不是用其聪明才智竭力协助;想学伊尹、周公,却诋毁有学问、有声望的人;杀了曹髦却把罪名推在太子的门客成济身上,自己给后人留下大逆不道的劣迹,最终还是成了历史的罪人。这就是说,一个人的污点是永远洗不掉的。

  [干宝的《晋总论》说:“司马懿以雄才宏量,顺应时势,走上了仕途,正遇上曹操开始创业,使他能参与筹划军国大事,高明的谋略屡屡成功,终于投身于戎马生涯,三代人驰骋疆场。他生性深沉多疑,有城府,但又宽松容人,能听取别人的意见;审时度势,处理军务能放开手;知人善任,能采纳、提拔人才,所以能西擒反复无常的孟达,平定辽东太守公孙渊的叛乱,消灭了与他同时受命辅政的曹爽,临死前还杀了扬州都督王陵。屡次抵抗诸葛亮统率的大军,还要对付东吴配合蜀军的威胁。因此老百姓一致赞扬他的才能,晋室一统天下的趋势从司马懿开始初步形成。

  “司马师和司马昭继承了他创立的基业之后,内乱有夏候玄、李丰,外乱有毋丘俭、文钦,这两起反对他的图谋虽然策划周密,还是走露了消息,都被司马氏镇压了。江东一市虽然战乱再起,但他们稳坐京都,一次次想推翻他们的图谋不但都被粉碎,反而使司马家族的基业更加巩固。后来起用邓艾、钟会,长驱入蜀,迅速打败了昏庸的刘禅,刘禅投降,东吴灭亡,建立了晋朝,统一了天下。天意人事,通过这段历史,不得不相信。

  “司马氏三代起初接受非同导常的委任,最后获得军政大权,到了司马炎手里,终于登上了帝王的宝座。

  “司马炎仁德厚爱,勤俭节约,平和而不放纵,宽厚而有断决,所以人人歌颂国家从此可以振兴了。当时的形势是四海欢欣,万民拥戴,放舟三峡,驰马桂阳,劳役不失时机,江浙都来归顺,铲平了吴、蜀的堡垒,打通与这两处往来的交通障碍。在西晋武帝太康年间,书同文,车同轨,虽说不是圆满的太平盛世,也基本可以满足了。清明的官吏奉公守法,人民群众安居乐业,可以称得上是百年盛世。

  “可是等到司马炎驾崩,皇陵的土还没有干,国丈杨骏被杀,杨皇后被废为庶人,朝中旧臣被诛灭的就有数十家。不久又发生了贾后假传诏书让楚王司马玮杀害太宰司马亮的事件,事后楚王又被贾后以擅杀大臣的罪名诛灭。这样杀来杀去,导致了一有危险,都没有人帮助皇室子弟守护城池,而手足相残的事却年年发生。辅相没有尊严,不受人敬重,被杀戮侮辱的灾难却随时都会发生。全国山河没有一座可保安稳的重镇,雄关要道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攻破。先是有李特在四川起兵,很快就攻下了荆州、扬州等地,继而刘渊在山东、河北等地扰乱,也跟着割据为王,国家开始冰消土崩。二十多年,河、洛地区就荒芜成一片废墟,西北方的胡人纷纷称王称霸,二代皇帝大权旁落,大好河山群龙元首。为什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?只因为树立的接班人权力落在朝廷命官之手,父皇临终托附的重臣不是辅政的人才,国家的法纪不能贯彻实施,临时凑合的政策反倒频频出台。只要看看阮藉放浪形骸的行径,就可知道礼教崩毁废弃的根由;考究庾纯、贾充的所作所为,就可以看出辅相的荒诞乖张;想想郭钦所出的计谋,就可以明白北方各族为什么有机可乘;细看傅咸的奏章和鲁褒的《钱神论》,就可以知道行贿受贿、买官邀宠的明目张胆。民风国势到了这步田地,即便有中庸之才的将相,坚持礼义之治的君王,来治理这样的国家,也无法使之起死回生了。即便侥幸出现这种奇迹,也只能在祭祀祖庙的时候看到,在季札听音乐论兴亡的时候见到,范燮也要为之请死,贾谊必然为之痛哭了!更何况让一个白痴晋惠帝司马衷去面对这样的局势妮!然而司马家族的耀眼的余焰还没有熄灭,所以艰巨的使命又落在了东晋元帝司马睿的身上。”]

  东晋自司马睿之下,哪个皇帝比较贤明?

  虞世南说:“晋朝自迁都建康(今南京)以后,有势力的大臣专权,皇位虚设,政令刑法不是出自国王,王敦凭借豪门望族的牢固的宗室基础,坐拥长江军事重镇的兵权,恃才自负,仗势拔扈,一心想当皇帝。要不是司马绍明断,丞相王导忠诚,晋朝的皇位几乎被王氏篡夺。可惜司马绍在位只有三年,倘若时间再长一些,依靠大批才德兼备的名流,靠洛阳一带流民的拥戴,乘称帝的刘聪和匈奴石勒正处在衰弱之际,那么收复中原并不困难。”

  [东晋元帝司马睿正赶上国家分裂,他乘机在建康创建基业,后晋明帝司马绍即位,大将军王敦威震朝野,准备谋反,明帝与丞相王导、中书令温峤等决心征讨王敦。敦兵败而死。]

  有人问:“桓玄有奇才远谋,结果还是灭亡了,为什么?”[桓玄,字敬道,父桓温官拜大司马。桓玄博学多才,以英雄豪杰自居,晋安帝司马德宗时为丞相,封楚王,后强迫皇帝让位。]

  虞世南说:“做国王的要有虚怀若谷、容纳万物的气量。要能象天地一样宽广,真诚的誓言必须兑现,然后百姓才会乐于拥护爱戴。可是桓玄这种人,只有浅薄的小聪明,没有宽宏谦虚的高尚品德,正好赶上东晋末年天下大乱,皇室威不服众,所以桓玄才能张牙舞爪地恣意妄为,侥幸行险,以图一逞。当时正值刘裕奋发英姿、扫荡群雄之际,桓玄最终被灭族身亡,这也是他应得的下场。”

  [战国时的楚大夫鬻权说:“发颁法策法令能为天下谋利益的,就是道;上下相亲相爱,就是和;民众不诉求就能得到,就是信;能消灭祸国殃民的邪恶势力,就是仁。仁与信,和与道,这是帝王的武器。”

  这样看来,乱世英雄的浮浅智谋,是无助于得到民众的拥护的。]

  南北朝的宋武帝刘裕(字寄奴)灭了桓玄,又帮助东晋维持了数年残破的江山,然后才称帝。梁武帝时期的著作郎裴子野认为他比司马懿、曹操卓越,这是怎么回事?

  虞世南说:“魏武帝曹操是曹腾的孙子(曹腾是汉桓帝时的宦官,收夏侯嵩为养子,曹操是嵩的长子,所以曹操的真正祖先是夏侯氏),累世荣耀显贵,三代人在汉朝享了三十多年福。等到董卓乱汉,操与山东豪雄趁机而起,消灭了罪魁祸首董卓,这也并非曹操一人的功劳。司马懿历任魏晋的将相,权倾朝纲,国家的兴亡由他掌握,处在安全稳固的位子上,奉皇帝的诏书征伐、诛杀犯上作乱的人,他的权势、地位,用高屋建领也不足以比喻。

  刘裕就不一样了,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,提剑首创大业,不到一月,就安定了苟延残喘的晋室。他所镇守的句章大小只有州府的一半,统率着一郡之兵,攻杀四川守将谯纵;西入长安,擒获了后秦姚泓家族;在山西大岘山打败了南燕慕容超;在岭南,打败占据广州的焦循,焦氏父子全被斩首。帅旗所指,攻元不克,战无不胜。观其豁达恢宏,有汉高祖刘邦的风度,看他胜算在握,可与光武帝刘秀媲美,只可惜在位时间太短,大志未酬,否则他的业绩不可限量。这就是为什么认为他比司马懿、曹操卓越的缘故。”

  [裴子野说:“宋武帝刘裕劣迹比曹操多,功德比司马懿大。他从一个普通士兵起步,数次抗击孙恩的乌合之众;振臂摧毁了荆州、郢州桓玄的牢不可破的军事家族势力:双管齐下,战车长驱,山东一带的军事重镇就荡然元存;回戈直指江、湘,五岭的大小山头都被肃清;他命令建威将军孙处自海道袭击番禹,广州遂被席卷;起用资历轻微的朱龄石,四川便被收复;羌族匈奴被他的军威震摄,攻守、君臣之势很快倒转了过来;督率气吞万里的大军安定中原后,假借天命,仿法前代帝王,终于登上皇帝的宝座。这可以说是以仁义取天下了吧。”

  裴子野还说:“桓玄有文武奇才,立志雪洗国破家亡的耻辱,身处战乱之际,调兵遣将,未经浴血奋战就意外地取得群雄盟主的地位,继而向全国发号施令,策划统一大业,不到一年,逼晋安帝让位,盗窃了国家权力。他自以为名望超过了汉高祖,功勋比得上曹操、司马懿,就妄图过过皇帝的瘾,让四海都来恭恭敬敬朝贺自己。到了他假传圣旨封赏的王谧、桓谦,利用人民渴望太平的心理镇服群雄,王绥、谢混等较后发迹的相继出人头地,追随他的本家兄弟,都被安插各地军政部门的时候,老百姓为他得逞之迅速而惊骇不已,不得不屈服于他的暴力之下,不敢有非分之想。当时的刘裕才是丹徒县的一介平民,参军后上司让他率领的不过数十人,后来纠集同盟,共谋起义,讨伐桓玄,闪电般地攻下了徐州和京口,不到半旬就荡清了建康,号令群雄,长驱江汉,不容桓玄有喘息之机就消灭了他,使频临灭亡的晋室又得以苟延残喘。自轩辕黄帝以来,还没有象刘裕这样用兵神速的。如果不是绝世少有的雄略,如果不是东晋的气数到了尽头,怎么能这样呢?

  “由此可知,当人民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,能治理丧乱的王朝自然要兴起。”]

  宋孝武帝刘骏和明帝刘彧哪一个贤明?

  虞世南说:“这二个皇帝的残忍虽然表现不同,其本性却是相同的。诛杀贤良,手足相残,朝内没有陈平、周勃那样的丞相,外部没有唇齿相依的睦邻,把国家的最高权力交给这种昏庸元知的人,难怪能让萧道成趁国家破败之机宰割天下,不到一年,国玺易手。这正如庄子所说,珍贵的东西,捆绑、封锁得越牢,恰恰是为大盗提供连锅端的方便。千思百虑,终归还是失败,千古为之长叹!至于权力的倾覆、沦丧,还不是最不幸的!”

  [宋孝武帝名骏,宋文帝第三子,官拜江州刺史。他的弟弟刘劭杀害文帝后,刘骏与他的主簿颜竣于江州起义,征讨刘劭,打败刘劭,并将其父子枭首示众。宋明帝名彧,宋文帝第十八子,即位后就把孝武帝二十八个儿子全部杀害,而且又千方百计掩饰他的罪行,致使天下骚乱。明帝驾崩,子刘昱即位,更其荒淫无道,被萧道成杀死篡位,建国为齐。]

  南北朝时齐国的建元(齐高帝萧道成年号)至永明(齐武帝萧赜年号)

  年间(公元429——493 年),被称为太平治世。真的是这么回事吗? 虞世南说:“萧道成是创业之主,知道稼穑的艰难,而且自己生活俭朴清雅,衣食起居务求简单朴素。齐武帝萧赜则很重视后宫的华美,有失过度雕饰,但是他把一切政务都委托给少傅王俭,朝廷的典章法令都由王俭草撰,都说礼教文化的兴盛,就数永明年间,一致赞扬萧赜的辅相用人得当。”

  [孔子说到卫灵公的无道时,康子说:“这样的国君,怎能不亡呢?”孔子说:“要是让仲叔圉来管理外交,由祝驼管理宗庙祭典,由王孙贾统领军队,这样,怎么会亡呢?”这里讲的就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好处。

  田单做齐国的宰相时,有一次过淄水,有老人淌水过河,被冻得打颤,田单解下皮衣给老人穿,引起了齐襄王的反感,说:“田单这样施惠于人,是不是想夺取我的江山?不早些准备,恐怕他就要先下手了。”这里讲的是任用有德之人的坏处。

  正因为此,齐襄公才嫉恨齐国陈氏的广施功德。晏子对齐襄王说:“从礼制上讲,个人做好事不能超出家族的范围,朝廷的命官不能假公济私,这种行为必须制止。”

  齐襄公讨厌田单施舍国人,有一个以串珠玉为生的匠人对他说:“大王不如表扬田单的慈善,下令说:‘我担心有人在挨饿,田单就收容饥民到府上;我担心有人在挨冻,田单就脱下自己的皮衣给他们穿。他的这种行为使我很满意。’田单做了这样的好事,大王能表扬他,这样一来,感激田单做好事,也就等于你大王做了好事,人民就要感谢你了。”从此以后,人们在街谈巷议时都说:“田单所以会爱拥民众,那是大王教导的结果呀!”

  由此看来,国王要想收回大臣们的权利和功德,应当象晏子和串珠人所说的那样去做。

  从前汉高祖病危,吕后问他身后谁当丞相合适,刘邦说:“曹参可以。”

  又问他曹参以后呢,他说:“王陵可以。但是王陵这人有些憨厚,陈平可以协助他。陈平这人智谋有余,但是难以独当大任。周勃宽厚稳重,但文化修养不足,然而能安定刘氏天下的,必然是周勃。可以让他当太尉,掌握兵权。”

  宋高祖刘裕病重时,告诫太子刘义符:“将军檀道济虽有才干,却没有远大志向。徐羡之、傅亮按说没有野心。谢晦常跟随我南征北战,颇知机变,将来有什么变故,必然是他搞的,可以用调他到会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。”

  做国王的,在任贤用能的问题上应当象刘邦和刘裕这样。]

  南北朝时期的宋朝和齐朝,被废的国王共有五人。这五个废帝都很骄淫狂暴,彼此没有什么不同,有的被杀害,有的干脆国破人亡。是不是他们本性凶顽,自取其祸,因而被上天抛弃,故意用他们来使国家灭亡呢?

  虞世南说:“人所以有上智下愚的差别,是因为各自禀受的气质不同。

  至于具有中庸修养的人,都是来源于培训和学习。自宋王朝和齐王朝以来,负责培养太子的东宫里的老师,都滥竽充数而已。高贵的和下贱的,由于礼教的原因,互相隔离,良好的教育没有办法得到,导师都是由职位决定,很少根据德才选拔。这五个后来做了国王的太子,生性平庸无奇,又没有周公、召公一样的导师,良师益友的规劝听不到,委琐狎邪的小人恶习倒沾染了不少。以如此卑下的质地,生活在如此野蛮粗俗的环境中,国破身亡的下场,是注定无可避免的了。”

  [贾谊说过:“从前周成王还在襁褓之中的时候,召公为太保,周公为太傅,姜太公为太师。保的作用,就是保养好太子的身体;傅的作用,就是用仁义道德辅导太子;师的作用,就是用知识礼仪教育太子。这是三公的职责。

  此外,还设置了三少,叫做少傅、少保、少师,分别负责太子的饮食起居。

  因此,太子在懂得学习的童年时期,三公三少就用孝、仁、义、礼来培训教育他,让他离远邪恶的小人,不让他看到丑恶的行为,然后选择天下端庄正直的人才,孝顺父母师长、和睦兄弟姐妹的益友,和博闻广见、有道德、懂权术的人跟随在他左右,和太子朝夕相处。所以太子见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行为,听到的是正直无私的言谈,行的是正道,因为前后左右都是品行端正的人。一个人习惯了与正人君子相处,自己也会不知不觉地走上正道,就象生长在齐国的不能不使用齐国高雅的语言一样;习惯了与奸邪小人相处,就象生长在楚国的人不能不使用楚国粗俗的语言一样。

  “秦王让赵高辅导太子胡亥学习判案,耳濡目染的不是杀人、割鼻就是夷灭三族。所以今日即位,明天就用活人做靶子练习射箭。忠言规劝的说是诽谤,为他深谋远虑的说是妖言惑众,把杀人当做割草玩一样。难道胡亥天生性恶吗?不是,是因为教导他的知识都不是正理。”

  晋惠帝的太子司马通犯了罪,校尉阎纂上书说:“我常常想,遹长期生活在深宫中,沉缅富贵尊荣,凭着先帝创造的条件,生活优越,父母娇宠。

  为他选择老师时,我见都是选自名门望族的富贵人家,很少有来自寒门的有学问、有情操的读书人,或者有汉武帝做太子时卫绾、周文那样的好老师,和刚正不阿的汲黯、郑庄那样的好辅臣。这样一来,太子遹就无法学到忠孝之道。古代的礼仪规定:太子要以士人的交际方式与民众平等相处。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他知道贫贱之后方可做贵人。如今他自己毁了东宫,也伤了国家元气,其所以到了这种的地步,不单单是太子的罪过。诸王子的导师、友人和来往的文人墨客也都是出身豪门,和这些人相处,怎么会互相切磋、有所教益呢!现在太子遹言语悖逆,接受惩罚的时候,仍然格守做儿子的规矩,还可以考虑重选师傅,令其改过自新。选配游艺谈学方面的师友,应当是出身寒门,学问和品行都卓然自立的人,以及经历过艰难困苦而名声、行为清廉正直的人,使之与太子相处、游学,杜绝他与皇亲国戚的戚纨绔子弟和轻薄宾客交往,只讨论古今孝子如何事奉双亲、忠臣如何报效朝廷,以及知过即改的道理,使他听到的都是为善之道。恐怕只有这样,才是万全之策。”

  由此看来,对太子的教育,必须选品学皆优的人担任,这对于国家来说是最重大、最迫切的问题了。]

  梁元帝萧绎聪明博学,平定祸乱,最终还是国破家亡,为什么?[元帝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子,名绎,官拜荆州刺史,曾平定大将军侯景的叛乱,以荆州为都城。西魏万纽于谨入侵梁王朝,被俘后,于谨用土袋将其压死。]

  虞世南说:“梁元帝天资聪睿,书画术数,无一不通,可以说是文武全才。他凭借顺利的形势讨伐逆贼,雪洗梁简文帝被杀的国耻家仇,因功成名就而继位,确有可称道之处。然而在国难之后,创伤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,相信强敌西魏的甜心蜜语,因偏爱江汉而留恋不去,弃置了建康故都,把兄弟子侄都打发到偏远的地方,人为地使手足成了仇敌,一旦有事,都在孤独偏远之地,不能与他分忧。结果是身亡国灭,生灵涂炭,把河南和湖北全部放弃,确实让人叹惜。”

  [《淮南子》说:“仁和智,这是最美好的才能!仁的意思是爱人;智的意思是知人。爱人就不会采用暴虐的刑罚;知人就不会导致国家的混乱。这就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。智伯有五种过人之处,仍然避免不了被人杀害,原因就在于他不爱人;齐王建有三种过人之处,仍然被秦人俘虏,饿死在共邑(今甘肃泾川北),原因就在于他不知贤任能。所以说,仁最关键的是爱人,智最关键的是知人,这二点不首先具备,即使明察聪慧,灵敏机智,还是不能避免国破家亡。”

  有人问:“周武帝宇文邕雄才大略,身先士卒,可惜在位十年,只活了三十六岁。假如寿命再长些,让他充分发挥其军事谋略,他一定能统一天下,成为一代明主吗?”

  虞世南说:“周武帝骁勇无敌,果断刚强,谋略超人,看他鼓舞士气能纡尊屈贵,领兵打仗号令严明,相比之下越王勾践和齐国大将穰苴都比不上。

  这都是勇猛的大将所应有的特征,还不具备做皇帝的气量。”

  由此看来,拨乱反正的领袖人物,首要的是应当收服将相之才以为己用,这才是最根本的。不能单靠一人善战去打天下。正因为此,刘向才说:“知人是王者之道,知事是臣者之道。多才多艺,英勇善战,能有多大益处呢?”]

  南北朝时北齐的文宣帝高洋沉缅酒色,恣意淫暴,他的疯狂错乱的行为,连夏桀、纣王都不去做。然而能国富人丰,没有引起国乱人亡,为什么?[齐文宣帝名洋,后齐高欢的次子,逼后魏元善见禅让而登基。]

  虞世南说:“从前齐桓公奢侈淫佚,不守礼义,为人伦道德所唾弃,可是他内政外交全权依靠管仲,结果还做了诸侯的盟主。齐宣帝高洋卑鄙污秽,残忍暴虐,古今无比。他把国家政务统统交由宰相杨愔等人办理,得以保护了国家和宗族的安全,这是因为他用人得当,所以没有国破家亡。”

  [殷商时代有三个大臣,夏禹的孙子太康在位时有五个弟弟,都是贤德的人,可是国家还是灭亡了,京都成了一片废墟,为什么?

  鬻子说:“国王与臣民们一同治理国家,主观上想一定要行正道,但臣民们有合乎正道的意见,他未必能采纳;一心想重用忠臣,但忠臣未必能接近他;决心讲信用,但未必能付诸行动。虞公不听宫之奇唇亡齿寒的忠言,晋国灭了虢国后,在回师的路上顺便就把虞国灭了;仇由不听赤章的意见,最终被智氏灭亡。天下无论哪个

  国家,都有忠臣谋士,关键在于用与不用罢了。如果不用,最后将给君主和有德行的人留下无穷祸患,到那时,正人君子也无法挽救败局了。]

  南北朝时的陈武帝陈霸光出身于平民百姓,最后开创了帝王大业,他可以与历史上的哪个皇帝相比?

  虞世南说:“陈武帝由于有奇才,有远见,胸怀匡复大志,有如龙跃大海之中,豹腾峻岭之上。他扫荡了笼罩皇宫的阴云,恢复了梁朝萧氏的传统皇权。在西部抗击北周的军队,在北方打败了北齐高欢的残余势力,谋略宏伟远大,政令法规又没有什么疏漏,实在是一位开创基业的好皇帝,拨乱反正的大英雄。虽然比起宋高祖刘裕来有所不及,但比起齐高帝萧道成要好得多了。”

  隋文帝杨坚由一个普通百姓,掌握最高权力,征服了西边的蜀国,消灭了江南的后陈。杨坚能与晋武帝司马炎相比吗?

  虞世南说:“隋文帝由于是周武帝于文邕的国丈,在北周衰弱之际,担负着辅佐皇帝的重任,官封大丞相、大司马,最后登位称帝。他留心政治,凡有举措,都归功于皇恩,所以能安抚住新旧权贵,使朝廷和地方都能安定,内政和军事两方面的制度规划,都有可观的建树。等到江淮一带全部平走后,又统一了全国的文字和交通规则。当时普天下有才德的人,都在企盼着太平。

  可是自从灭了金陵陈国后,开始变得奢侈无度,虽然威加四海,但是不再留意处理繁杂的国务了。珠宝玉石堆满宫室,美女佳人充斥后院,为了构建仁寿宫,几乎把国库都耗尽了。这样一来,黎民百姓给弄得财力枯竭,中等生活水平的人家都快破产了。加之杨坚的猜忌心理日益严重,装神弄鬼的事自然多了起来。他杀戳亲生儿子的嫔妃,离间上相杨素的母亲[独孤皇后的异母弟独孤陀用猫鬼巫蛊,诅咒皇后,秦王杨俊的妃子和杨秦的母亲都受了牵连]。朝纲因此紊乱,礼教因此衰亡。杨坚出名的怕老婆,因此皇后孤独氏干预国家大事,几个皇子杀的杀,废的废,除灭无辜的,扶持自己宠爱的[废太子杨勇为庶人,立杨广为太子]。功臣良将,也逐一被诛杀,所剩无几。杨坚晚年的政治失误比司马炎多。建国不到三十年,就亡了国,这是自取灭亡,岂是天意?”

  [汉高祖想改立赵王如意为太子,叔孙通规谏说:“春秋时晋献公因为宠爱骊姬要废太子申生,立骊姬的儿子奚齐,齐国因此乱了数十年,为天下所耻笑。秦始皇因迟迟不立扶苏,使赵高得以假传圣旨立了胡亥,致使国家灭亡。这些教训陛下都很清楚。现在陛下如果决心废长子立少子,我愿意先死在陛下面前,以颈血污地。”汉高祖说:“我只不过是开玩笑罢了。”叔孙通说:“太子是天下的根本,根基一摇,天下震动。怎么能拿国家大事开玩笑呢?”汉高祖听从了他的意见。

  袁绍喜欢他的小儿子袁尚,就把长子袁谭过继给其兄,好让次子接班。

  沮授进谏道:“人们说,万人追逐一只野兔,其中一人捕获后,其余想得到的就都停了下来。为什么呢?因为有了归属。再说,同年岁的,以贤为贵,品德相近,以长子为贵。这是上古就立下的制度。往前看,应当鉴取历代成败的经验教训;往后看,应当思量以逐免为喻的含义。假如固持已见,祸患就将因此而起了。”袁绍没有听从,后来袁氏兄弟果然结下了仇。

  所以说,立亲生长子为太子,是为了不使庶出的产生疑虑,有疑心就会有行动,同时立二人,就会发生争夺。同时指定两个儿子都是继承人的,家政必然要出乱子,不出乱子那是因为双亲健在。双亲主事不乱,双亲一死必乱。这是大有深意的。]

  有人说:“王道、霸道的主张,就照你说的办好了。敢问人死后赐谥号,以及改用新的历法,改变服装颜色,从而使人耳目一新,这又表示什么?”

  我的回答是:古代确定谥号,是为警戒后代,按照死者生前言行事迹,给予一个有评价意义的名号。这对国王、对亲属,都不能有所隐讳。现在的臣僚们不管名实如何,只求使死者尊贵伟大就行。古人实事求是的作风已经早就不存在了。

  从前季康子问孔子“五帝之德”的意思,孔子说:“天有五行,为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这五行按时令交替变化,才滋育生成万物[一年三百六十日,五行中的每一行配七十二日来生长育化]。五行由五位正神来掌管[五帝就是主管五行的天神]。古代帝王改朝换代时都要改变国号,以效法五行。五行主神轮流主事,有始有终,相生相克,这里也有象征的意思。因此生而为王的,死后要配五行。因此太昊配木[勾芒为木的正神],炎帝配火[祝融为火的正神],少昊配金[蓐收为金的正神],颛顼配水[玄冥为水的正神],黄帝配土[后土为土的正神]。帝王改立年号,对五行所象征的德性,各有各的崇尚,所崇尚的恰恰是其派生的德性[比如木生火,崇尚木德的,所崇尚的颜色却是火的颜色——赤色。因为木是本,木生火,所以木与火的关系就象母与子的关系]。

  夏代的后稷以金德称王,金生水,水色黑,所以崇尚黑色;殷商以水德称王,水生木,但殷代崇尚白[水生的木本应崇尚青色,所以尚白,是因为避讳土德的尚青。土德本应尚白,因土生金,金色白。但因土为其余四行之主,四季中都有土德主事。五行用事,首先从木开始,所以土德崇尚的颜色为木之青色]。周代以木德称王,木生火,故尚赤。这就是三代服饰颜色不同的原因。到了汉初,贾谊认为汉应以土德称王,因为五行的转移,应依据相生相克的法则[五行的代替,常根据金木水火土相克的法则]。秦朝是水德,所以他说汉朝是用土克制了它。刘向父子认为帝王是从木德代表的震方即东方产生的,所以庖牺氏第一个受的是木德,其后以木克土、土克水、水克火、火克金、金克木这样的顺序,数到汉代,应当是属火德,所以汉高祖起事之初,神母夜哭,符合了白帝死赤帝生的瑞兆,刘邦才得到天命所授的统治权。上古时的共工,以水德夹在水生木、水克火之间,与秦朝是同样的命运,因为处的位置不对,所以都命不长。

  [在我看来,帝王的兴起,各依其本源,在神农至舜的五帝之后,各有其承继。怎么知道的呢?汉是尧的后裔,尧以火德称王,五行转了一圈,正好建立了汉朝,所以汉朝也是火德。袁绍时,耿包说:“赤色的火德已经衰尽,袁是舜的后代,舜是土德,舜在保佑你,所以你应进取。”这是因为他知道帝王的兴起各有其本源,在五帝之后各有承继。秦是颛顼的后裔,颛硕应是水德,所以秦也是水德。]

  按照这一法则推论,即使经历一百代,都可以知道其兴亡衰败了。

  夫三皇无言,化流四海,故天下无所归功。(伏羲、女娲、神农,称三皇也。)帝者体天则地,有言有令,而天下太平。君臣让功,四海化行,百姓不知其所以然。故使臣不用礼赏功,美而无害。

  (黄帝者,顺天地之纪,时播百谷,勤心力耳目,节用水火时物,有土德之瑞,故号黄帝;颛顼者,养材以任地,载时以象天,依鬼神以制义,治气以教化,洁诚以祭祀,动静之物,大小之神,日月所照,莫不砥砺;高辛者,取地之财而节用之,抚教万人而利诲之,历日月而迎送之,明鬼神而敬事之,其色郁郁,其德嶷嶷;帝尧者,其仁如天,其智如神,就之如日,望之如云,富而不骄,贵而不舒;虞舜者,善无微而不着,恶无隐而不彰,任自然以诛赏,委群心而就制。

  故能造御乎无为,运道于至和,百姓日用而不知,合德而若自有者,此五帝之德也。)

  王者制人以道,降心服志。

  (议曰:韩信云:“项王所过无不残灭,百姓不亲,特劫于威,强服耳。名虽为霸,实失天下心。故曰:其强易弱。”

  诸葛亮曰:“荆州之人,附操者,逼兵势耳,非心服。今将军诚命猛将与荆州协规同力,破操军必矣。”由此言之,人心不服,其势易破。故王者之道,降心服志也。)

  设矩备衰,有察察之政、兵甲之备,而无争战血刃之用,天下太平,君无疑于臣,臣无疑于主,国定主安,臣以义退,亦能美而无害。

  (昔三代明王,启建洪期,文质殊制,而令名一致。故曰:夏人尚忠,忠之弊也朴,救朴莫若敬,殷人革而修焉;敬之弊也鬼,救鬼莫若文,周人矫而变焉;文之弊也薄,则又反之于忠。三代相循,如水济火。所谓随时之宜、救弊之术,此三王之德也。)

  霸主制士以权,结士以信,使士以赏。信衰士疏,赏毁士不为用。

  (《左传》曰:“楚围宋,宋如晋告急。先轸曰:‘报施救患,取威定霸,于是乎在矣。狐偃曰:‘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,若伐曹、卫,楚必救之,则齐、宋免矣。’于是乎搜于被庐,作三军,谋元帅,使郄縠将中军。晋侯始入而教其民。二年,欲用之,子犯曰:‘民未知义,未安其居。’于是乎出定襄王,入务利民,民怀生矣。将用之,子犯曰:‘人未知信,未宣其用。’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。民易资者,不求丰焉,明征其辞。公曰:‘可矣乎?’子犯曰:‘民未知礼,未生其恭。’于是乎大搜以示之礼,作执秩以正其官,人听不惑而后用之。出谷戍,释宋围,一战而霸,文之教也。”此五霸德也。)

  故曰:理国之本,刑与德也。二者相须而行,相待而成也。天以阴阳成岁,人以刑德成治,故虽圣人为政,不能偏用也。故任德多,用刑少者,五帝也;刑德相半者,三王也;仗刑多,任德少者,五霸也;纯用刑,强而亡者,秦也。

  (议曰:古之理者,其政有三:王者之政化之,霸者之政威之,强国之政胁之。故化之不变而后威之,威之不变而后胁之,胁之不变而后刑之。故至于刑,则非王者之所贵矣。故虞南云:“彼秦皇者,弃仁义而用威力,此可以吞并,而不可以守成。此任刑之弊也。)

  或曰:“王霸之道,既闻命矣。敢问高、光二帝,皆拔起垄亩,芟夷祸难,遂开王业。高祖豁达以大度,光武谨细于条目,名擅其美,龙飞凤翔,故能拨乱庇人,拯斯涂炭。然比大德,方天威,孰为优劣乎?”

  曹植曰:“昔汉之初兴,高祖因暴秦而起,遂诛强楚,光有天下,功齐汤武,业流后嗣,帝王之元勋,人君之盛事也。然而名不纯德,行不纯道,身没之后,崩亡之际,果令凶妇肆酷虐之心,嬖妾被人彘之刑。赵王幽囚,祸殃骨肉,诸吕专权,社稷几移,凡此诸事,岂非高祖寡计浅虑以致斯哉?然其枭将画臣,皆古今之所鲜,有历代之希睹,彼能任其才而用之,听其言而察之,故兼天下而有帝位也。世祖体干灵之休德,禀贞和之纯精,蹈黄中之妙理,韬亚圣之懿才,其为德也,聪达而多识,仁智而明恕,重慎而周密,乐施而爱人。值阳九无妄之世,遭炎精厄会之运,殷尔雷发,赫然神举,奋武略以攘暴,兴义兵以扫残,军未出于南京,莽已毙于西都。尔乃庙胜而后动众,计定而后行师,故攻无不陷之垒,战无奔北之卒。宣仁以和众,迈德以来远,故窦融闻声而影附,马援一见而叹息。敦睦九族,有唐虞之称;高尚纯朴,有羲皇之素;谦虚纳下,有吐握之劳;留心庶事,有日昃之勤。是以计功则业殊,比隆则事异,旌德则靡僭,言行则无秽,量事则势微,论辅则臣弱,卒能握干图之休征,立不刊之遐迹,金石铭其休烈,诗书载其懿勋。”故曰:光武其优也。

  (荀悦曰:“高祖起于布衣之中,奋剑而取天下,不由唐虞之禅,不阶汤武之士,龙兴虎变,率从风云,征乱伐暴,廓清帝宇,八载之间,海内克定,遂荷天衢,登建皇极,上古以来,书籍所载,未尝有也。非雄俊之才,宽明之略,历数所授,神祇所相,安能致功如此?焚鱼断蛇,异物同符,岂非精灵之感哉?”

  《书》曰:“天工人其代之。”《易》曰:“汤武革命,顺乎天而应乎人。”斯之谓矣。

  夏政忠,忠之弊也朴,故殷承之以敬。敬之弊鬼,故周承之以文。文之弊薄,救薄莫若忠。三王之道,周而复始。周秦之间,可谓文弊;秦不改,反酷刑。汉承其弊,得天统矣。

  孔融曰:“周武从后稷以来至其身,相承积十五世,但有鱼鸟之瑞。至如高祖,一身修德,瑞有四五,白蛇分,神母哭,西入关,五星聚。又武王伐纣,斩而枭之。高祖入秦,赦子婴而遣之。是其宽裕,又不如高祖。”

  虞南曰:“帝者与师处,王者与友处,霸者与臣处。汉祖之臣,三杰是也;光武之佐,二十八将是也。岂得以邓禹、吴汉匹于张良、韩信者乎?然汉祖功臣,皆以强盛诛灭;光武佐命,悉用优秩安全,君臣之际,良可称也。绝长补短,抑其次焉。”

  由此言之,夫汉高克平秦、项,开创汉业,衣冠礼乐,垂之后代,虽未阶王道,霸德之盛也。)

  或曰:“班固称:周云成康,汉言文景,斯言当乎?”

  虞南曰:“成康承文武遗迹,以周、召为相,化笃厚之氓,因积仁之德,疾风偃草,未足为喻。至如汉祖开基,日不暇给,亡嬴之弊,犹有存者。太宗体兹仁恕,式遵玄默,涤秦、项之酷烈,反轩、昊之淳风,几致刑措。斯为难矣!若使不溺新垣之说,无取邓通之梦,懔懔乎!庶几近于王道。景帝之拟周康,则尚有惭德。”

  (《汉文赞》曰:“文帝即位,二十三年,宫室园囿,车骑服御,无所增益。有不便,辄弛以利人。南越尉佗,自立为帝,召贵佗兄弟,以德怀之,佗遂称臣。与匈奴结亲,而背约入盗;令边备守,不发兵深入,恶烦百姓。吴王诈病不朝,赐以机杖,群臣谏说虽切,常假借纳用焉。张武等受赂金钱,觉加赏赐,以愧其心。专务以德化人,是以海内殷富,兴于礼义,断狱数百,几致刑措。呜呼!仁哉!”

  或问傅子曰:“汉太宗除肉刑,可谓仁乎?”对曰:“匹夫之仁也。夫王天下者,大有济者也,非小不忍之谓。由此言之,班固以太宗为仁,不在除肉刑矣。’《景帝赞》曰:‘孔子称:“斯人也,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。”信哉!周秦之弊,罔密文峻,而奸宄不胜。汉兴,扫除苛烦,与人休息。至于孝文,加之以恭俭。孝景遵业,五六十载之间,至于移风易俗,黎人醇厚。周云成康,汉言文景,美矣哉!’此王道也。”)

  或曰:“汉武帝雄才大略,可方前代何主?”

  虞南曰:“汉武承六世之业,海内殷富。又有高人之资,故能总揽英雄,驾御豪杰,内兴礼乐,外开边境,制度宪章,焕然可述。方于始皇,则为优矣。至于骄奢暴虐,可以相亚,并功有余而德不足。”

  《武帝赞》曰:“汉承百王之弊,高祖拨乱反正,文景务在养人,至于稽古礼文之事,犹多阙焉。孝武初立,卓然罢黜百家,表章六经,遂畴咨海内,举其俊茂,与之立功。兴太学,修郊祀,改正朔,定历数,协音律,作诗乐,建封禅,礼百神,绍周后,号令文章,焕焉可述。后嗣得遵洪业,而有三代之风。如武帝之雄材大略,不改文景之恭俭,以齐斯人,虽《诗》、《书》所称,何有加焉?”

  (推此而言之,彼汉武秦皇,皆立功之君,非守成之主也。)

  昔周成以孺子继统,而有管、蔡四国之变;汉昭幼年即位,亦有燕、盖、上官逆乱之谋。成王不疑周公,汉昭委任霍光,二主孰为先后?

  魏文帝曰:“周成王体圣考之休气,禀贤妣之胎诲,周、召为保傅,吕望为太师。口能言则行人称辞,足能履则相者导仪。目厌威容之美,耳饱德义之声,所谓沈渍玄流,而沐浴清风矣。犹有咎悔,聆二叔之谤,使周公东迁,皇天赫怒,显明厥咎,然后乃寤。不亮周公之圣德,而信《金滕》之教言,岂不暗哉?夫汉昭父非武王,母非邑姜,养惟盖主,相则桀、光。保无仁孝之质,佐无隆平之治,所谓生于深宫之中,长于妇人之手。然而德与性成,行与礼并,在年二七,早知夙达,发燕书之诈,亮霍光之诚。岂将启《金滕》,信国史,而后乃寤哉?使成、昭钧年而立,易世而化,贸臣而治,换乐而歌,则汉不独少,周不独多也。”

  (大将军霍光及上官桀秉政,桀害光宠,欲诛之,乃诈为帝兄燕旦上书,称光行上林称跸等事。帝不信。)

  或曰:“汉宣帝政事明察,其光武之俦欤?”

  虞南曰:“汉宣帝起自闾阎,知人疾苦,是以留心听政,擢用贤良,原其循名责实,峻法严令,盖流出于申、韩也。古语云:图王不成,弊犹足霸;图霸不成,弊将如何?光武仁义,图王之君也;宣帝刑名,图霸之主也。今以相辈,恐非其俦。”

  (议曰:元帝之为太子,尝谏宣帝,以为持法太严。帝作色曰:“我汉家以霸王之道杂之,奈何纯任德化,用害政乎?”虽以此言之,知其度量不远,然宽猛之制有自来矣。昔高祖入秦,约法三章,秦人大悦。此言缓刑之美也。郭嘉说曹公云:“汉末政失于宽。绍以宽济,故不摄;公纠之以猛,而上下知制。”此言严刑之当也。故《传》曰:“政宽则人慢,慢则纠之以猛;猛则人残,残则施之以宽。宽以济猛,猛以济宽,政是以和。”《书》曰:“刑罚世轻世重。”《周礼》曰:“刑新国用轻典,刑乱国用重典,刑平国用中典。”

  由此观之,但问时代何如耳!严刑恶足小哉!)

  或曰:“汉元帝才艺温雅,其守文之良主乎?”

  虞南曰:“夫人君之才,在乎文德武功而已。文则经天纬地,词令典策;武则禁暴戢兵,安人和众。此南面之宏图也。至于鼓瑟吹箫,和声度曲,斯乃伶官之职,岂天子之所务乎?”

  (议曰:元帝多才艺,善鼓瑟琴,虽如此,非善之善也。何则?徐干《中论》曰:“夫详小事而略大道,察近物而暗远数,自古及今,未有如此而不乱也,未有如此而不亡也。所谓‘详小事、察近物’者,谓耳聪于丝竹歌谣之和,目明于雕琢彩色之章,口给于辩惠切对之词,心通于短言小说之文,手习于射御书数之巧也。所谓‘远数、大道’者,谓仁足以覆焘群生,惠足以抚养百姓,明足以照见四方,智足以统理万物,权足以应变无端,义足以阜生财用,威足以禁遏奸非,武足以平定祸乱,详于听受而审于官人,达于废兴之原,通于安危之分。如此,则君道毕矣。”

  昔鲁庄多伎艺,诗人刺之;鲁昭美容仪,有出奔之祸。由是言之,使人主视如离娄、听如师旷、射如夷羿、书如史籀,可谓善于有司之职,何益于理乎!

  匡衡《谏元帝改政书》曰:“受命之王,务在创业垂统,传之无穷。继体之君,必存于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。今陛下圣德天覆,子爱海内,然阴阳未和,奸邢未禁者,殆议论者未丕扬先帝之盛功,争言制度不可用。臣窃恨国家释乐成之业,而虚为此纷纷也。愿陛下详览统业之事,此守文也。”)

  或曰:“观伪新王莽,谦恭礼让,岂非一代之名士乎?至作相居尊,骄淫暴虐,何先后相背甚乎?”

  虞南曰:“王莽天姿惨酷,诈伪人也。未达之前,徇名求誉;得志之后,矜能傲物。饬情既尽,而本质存焉。愎谏自高,卒不改寤,海内冤酷,为光武之驱除焉。”

  (班固曰:“王莽始起外戚,折节力行,以要名誉。哀成之际,勤劳国家,直道而行,动见称述,岂所谓‘在国必闻,在家必闻,色取仁而行违’者耶?莽既非仁,而有邪佞之材,又承四父世业之权,遭汉中微,国统三绝,而太后寿考,为之宗主,故得肆其奸慝,以成篡夺之祸。推此言之,亦有天时,非人力所致。及其窃位南面,处非所据,颠覆之势,险于桀、纣,而莽晏然,自谓黄、虞复出也。乃矜其威诈,滔天虐人,是以海内嚣然,丧其乐生之心,内外怨恨,远近俱废,城池不守,肢体分裂,遂令天下城邑为墟,自《书》、《传》所载,乱臣贼子,无道之人,未有如莽之甚者也。紫色蛙声,余分润位,为圣王之驱除云。”

  吴王孙权论吕蒙曰:“子明少时,孤谓不辞剧易,果敢有胆而已。长大学问开益,筹略奇至,可以次于公瑾,图取关羽,胜于子敬。子敬答孤书云:‘帝王之起,皆在有驱除。羽不足忌。’此子敬内不能办,而外为大言耳。孤亦恕之,不苟责也。”此驱除之意也。)

  夏少康、汉光武皆中兴之君,孰者为最?

  虞南曰:“此二帝皆兴复先绪,光启王业,其名则同,其实则异。何者?光武之世,藉思乱之民,诛残贼之莽,取乱侮亡,为功差易。至如少康,则夏氏之灭已二代矣(羿及寒浞)。藐然遗体,身在胎孕,母氏逃亡,生于他国。不及过庭之训,曾无强近之亲,遭离乱之难,庇身非所,而能崎岖于丧乱之间,遂成配天之业,中兴之君,斯为称首。”

  (魏高贵乡公问荀顗曰:“有夏既衰,后相殄灭,少康收辑夏众,复禹之绩。高祖拔起垄亩,芟夷秦、项。考其功德,谁为先后?”

  顗对曰:“造之与因,难易不同。少康功德虽美,犹为中兴,汉世祖同流可也。至如高祖,臣等以为优。”上曰:“少康先于灭亡之后,降为诸侯之隶,能布其德而兆有其谋,卒灭过戈,复禹之绩,祀夏配天,不失旧物,非至德宏仁,岂能济斯勋乎?汉祖因土崩之势,收一时之权,为人子则数危其亲,为人君则囚系贤相,为人父则不能卫其子,身没之后,社稷几倾。若与少康易时而处,或未能复大禹之绩也。”推此言之,宜高夏康而下汉祖矣。)

  后汉衰乱,由于桓、灵二主,凶德谁则为甚?

  虞南曰:“桓帝赫然奋怒,诛灭梁冀,有刚断之节焉,然阉人擅命,党锢事起,中平乱阶,始于桓帝?古语曰:‘天下嗷嗷,新主之资也。’灵帝承疲民之后,易为善政;黎庶倾耳,咸冀中兴。而帝袭彼覆车,毒逾前辈,倾覆宗社。职帝之由,天年厌世,为幸多矣。”

  (议曰:桓帝问侍中爰延曰:“朕如何主也?”对曰:“汉中主。”“何者?”“尚书令陈蕃任事则理,中常侍黄门豫政则乱。是以知陛下可与为善,可与为非。此中主之谓也。”

  虞南曰:“夫泯江初发,其源可以滥觞。及其远也,方舟而后能济。元帝之时,而任宏恭、石显;暨于桓、灵,加以单超、张让;既斁彝伦,遂倾宗国。其所由来者渐矣。故曰:‘荧荧不灭,炎炎奈何?’言慎其始也。呜呼!百代之后,其鉴之哉!”

  古语曰:“寒者易为衣,饥者易为食。”晁错曰:“夫国富强而邻国乱者,帝王之资。”

  由此言之,是知昏乱之君,将以开圣德矣。)

  自炎精不竞,宇县分崩,曹孟德挟天子而令诸侯,刘玄德凭蜀汉之阻,孙仲谋负江淮之固,三分天下,鼎足而立,皆肇开王业,光启霸图。三方之君,孰有优劣?

  虞南曰:“曹公兵机智算,殆难与敌,故能肇迹开基,居中作相,实有英雄之才矣!然谲诡不常,雄猜多忌,至于杀伏后,鸩荀彧,诛孔融,戮崔琰,娄生毙于一言,桓劭劳于下拜。弃德任刑,其虐已甚,坐论西伯,实非其人。许邵所谓‘治世之能臣,乱世之奸雄’,斯言为当。”

  “刘公待刘璋以宾礼,委诸葛而不疑,人君之德,于斯为美。彼孔明者,命世之奇才,伊、吕之俦匹。臣主同心,鱼水为譬,但以国小兵弱,斗绝一隅,支对二方,抗衡上国。若使与曹公易地而处,骋其长算,肆关、张之武,尽诸葛之文,则霸王之业成矣。”

  “孙主因厥兄之资,用前朝之佐,介以天险,仅得自存,比于二人,理弗能逮。”

  (陈寿云:“刘备机权干略,不逮魏武,所以基宇亦狭。”张辅曰:“何为其然?夫拨乱之主,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,一身善战,不足恃也。诸葛孔明达礼知变,殆王佐之才,玄德无强盛之势而令委质;关侯、张飞皆人杰也,服而使之。夫明暗不相为用,能否不相为使。武帝虽处安强,不为之用也,况在危急之间乎?若令玄德据有中州,将与周室比隆,岂徒二杰而已。”

  魏帝问吴使赵咨曰:“吴王何等主也?”咨对曰:“聪、明、仁、智、雄、略之主也。”帝问其状,咨曰:“纳鲁肃于凡品,是其聪也;拔吕蒙于行阵,是其明也;获于禁而不害,是其仁也;取荆州兵不血刃,是其智也;据三州虎视天下,是其雄也;屈身于陛下,是其略也。”

  孙策疮甚,呼弟权曰:“举江东之众,决机于两阵之间,与天下争衡,卿不如我;举贤任能,各尽其才,以保江东,我不如卿。”

  陈寿云:“孙权屈身忍辱,任才尚计,有勾践之奇。人之杰也。故能自擅江表,成鼎峙之业也。”)

  晋宣帝雄谋妙算,诸葛亮冠世奇才,谁为优劣?

  虞南曰:“宣帝起自书生,参佐帝业,济世危难,克清王道,文武之略,实有可称,而多仗阴谋,弗由仁义,猜忍诡伏,盈诸襟抱。至如示谬言于李胜,委鞫狱于何晏,愧心负理,君子不为。以此伪情,行之万物,若使力均势敌,俱会中原,以仲达之奸谋,当孔明之节制,恐非俦也。”

  (吴张俨《默记》论诸葛亮、司马宣王二相优劣曰:“汉朝倾霸,天下分崩,二公并遭值际会,托身明主。孔明起蜀汉之地,蹈一州之上,方之大国,盖有九分之一也。提步卒数万,长驱祁山,慨然有饮马河洛之志;仲达据天下十倍之地,仗兼并之众,据牢城,拥精锐,无擒敌之意,务自保而已。使彼孔明若此而不亡,则凉、雍不解甲,中国不释鞍,胜负之势亦已决矣。方之司马,不亦优乎?”)

  或曰:“晋景、文,兄弟孰贤?”

  (魏明帝崩,立养子齐王芳,遗诏使曹爽与司马宣王辅政。宣王诛爽,自专政。宣王薨,子景王名师、字子元,代立辅政,废齐王芳,立高贵乡公。景王薨,弟文王名昭、字子上,又代立辅政,杀高贵乡公,立陈留王。后陈留王以魏禅晋,武帝名炎、字安世,即位平吴,天下一统。及子惠帝立,天下大乱,五胡入中原矣。)

  虞南曰:“何晏称:‘唯深也,故能通天下之志,夏侯太初是也;唯几也,故能成天下之务,司马子元是也。’故知王佐之才,着于早日。及诛爽之际,智略已宣,钦、俭称兵,全军独克,此足见其英图也。虽道盛三分,而终身北面,威名振主而臣节不亏,侯服归全,于斯为美。太祖嗣兴,克宁祸乱,南定淮海,西平庸蜀,役不逾时,厥功为重。及高贵纂历,聪明夙智,不能竭忠协赞,拟迹伊周,遂乃伪谤士彦,委罪成济,自贻逆节,终享恶名,斯言之玷,不可磨也。”

  (干宝《晋总论》曰:“昔汉宣帝以雄才硕量,应运而仕。值魏太祖创业之初,筹画军国,嘉谋屡中,遂服舆轸,驱驰三世。性深阻,有城府,而能宽绰以容纳,行任数以御物,而知人、善采拔。故能西擒孟达,东举公孙渊,内夷曹爽,外袭王陵,屡拒诸葛亮节制之兵,而东支吴人辅车之势。于是百姓与能,大象始构矣。世宗承基,太祖继业,玄、丰乱内,钦、诞寇外,潜谋虽密,而在机必兆;淮、浦再扰,而许、洛不震,咸黜异图,用光前烈。然后推毂钟、邓,长驱庸蜀。三关电扫,刘禅入臣。天符人事,于是信矣。

  始当非常之礼,终受备物之锡。至于世祖,遂享皇极,仁以厚下,俭以节用,和而不弛,宽而能断。故人咏维新,四海悦劝矣。泛舟三峡,介马桂阳,役不二时,江湘来同。夷吴、蜀之垒垣,通二方之险塞。太康之中,天下书同文,车同轨。虽太平未洽,亦足以明。吏奉其法,人乐其生,百代之一时也。武皇既崩,山陵未干,而杨骏被诛,母后废黜,朝士旧臣,夷灭者数十族。寻以二公、楚王之变,宗子无维城之助,而阏伯实沈之隙岁构。师尹无具瞻之贵,而颠坠戮辱之祸日有。方岳无钧石之镇,关门无结草之固。李辰、石冰,倾之于荆、扬;刘渊、王弥,挠之于青、冀。二十余年而河、洛为墟,戎、羯称制,二帝失尊,山林无所。何哉?树立失权,托附非才,四维不张,而苟且之政多也。故观阮籍之行而觉礼教崩弛之所由,察庾纯、贾充之事而见师尹之多僻,思郭钦之谋而悟戎狄之有衅,核傅咸之奏、钱神之论而睹宠赂之彰。民风国势如此,虽以中庸之才,守文之主治之,辛有必见之于祭祀,季札必得之于乐声,范燮必为之请死,贾谊必为之痛哭,又况我惠帝以荡荡之德临之哉?淳耀之烈未渝,故大命重集于中宗元皇帝也。”)

  东晋自元帝以下,何主为贤?

  虞南曰:“晋自迁都江左,强臣擅命,垂拱南面,政非己出。王敦以盘石之宗,居上流之要,负才矜地,志怀问鼎,非肃祖之明断,王导之忠诚,则晋祚其移于王氏矣。若使降年永久,仗任群贤,因瀍、涧之遗黎,乘刘、石之衰运,则克复中原,不难图也。”

  (元帝值天下崩离,创立江左,后肃祖即位,大将军王敦威震内外,将谋为逆。帝与王导、温峤等决计征敦。敦败死也。)

  或曰:“伪楚桓玄有奇才远略,而遂至灭亡,何也?”

  (桓玄字敬道,父温。大司马玄博综术艺,以雄豪自处。晋安帝以为丞相,封楚王,遂禅位。)

  虞南曰:“夫人君之量,必虚己应物,覆载同于天地,信誓拟于暄寒,然后万姓乐推而不厌也。彼桓玄者,盖有浮狡之小智,而无含宏之大德,值晋末衰乱,威不逮下,故玄得肆其爪牙,以侥幸之余,而逢神武之运,至于夷灭,固其宜也。”

  (鬻子曰:“发政施令,为天下福者,谓之道。上下相亲,谓之和。民不求而得所欲,谓之信。除天下之害,谓之仁。仁与信,和与道,帝之王器也。”

  由此言之,豪雄小智,何益于乐推哉?)

  宋祖诛灭桓玄,再兴晋室,梁代裴子野优之于宣武,其事云何?

  虞南曰:“魏武,曹腾之孙,累叶荣显,濯缨汉室,三十余年。及董卓之乱,乃与山东俱起,诛灭元凶,曾非己力。晋宣历任卿相,位极台鼎,握天下之图,居既安之势,奉明诏而诛逆节,建瓴为譬,未足喻也。宋祖以匹夫提剑,首创大业。旬月之间,重安晋鼎,居半州之地,驱一郡之卒,斩谯纵于庸蜀,禽姚绍于崤函,克慕容超于青部,枭卢循于岭外。戎旗所指,无往不捷。观其豁达,则汉祖之风;制胜胸襟,则光武之匹。惜其祚短,志未可量!此为优矣。”

  (斐子野曰:“宋武皇帝,奇迹多于魏武,大德厚于晋宣。拔足行间,却孙恩蚁聚之众;奋臂荆、郢,扫桓玄盘石之宗,方轨长驱则三齐无坚垒,回戈内赴则五岭靡余妖,命孙季高于巨海之上而番隅席卷,擢朱龄石于百夫之下而庸蜀来王,羌胡畏威,反为表里,董率虎旅,以事中原。然后请呼上帝,步骤前王,光有帝图,谓之义取者也。”

  又曰:“桓敬道有文武奇才,志雪余耻,狡动离乱之中,奄有天下而不血刃,既而啸命六合,规模进取,未及逾年,坐盗社稷,自以名高汉祖,事捷魏晋,思专其侈,以冀恭己。若王谧、桓谦以人望镇领,衷王绥、谢混以后进相光辉,群从兄弟,方州连郡,民骇其速而服其强,无异望矣。高祖于时,朱方之一匹夫也,无千百之众,纠合同盟,电击二州,未及半旬,荡清京邑,号令群后,长驱江汉,推亡楚于匪隙,援衰晋于已颓,自轩辕以来,用兵之疾,未始有也。自非雄略不世,天命底止,焉能若此者乎?于是人知攸暨,而王迹兴矣。”)

  宋孝武、明帝,二人孰贤?

  虞南曰:“二帝残忍之性,异体同心。诛僇贤良,割剪枝叶,内无平、勃之相,外阙晋、郑之亲,以斯大宝,委之昏稚,故使齐氏乘衅,宰制天下,未逾岁稔,遂移龟玉。缄滕虽固,适为大盗之资。百虑同失,可为长叹。鼎社倾沦,非不幸也。”

  (孝武名骏,文帝第三子,为江州刺史。弟劭既弒逆帝,与颜竣于江州起义征邵,平之。明帝名彧,文帝第十八子,即位,尽杀孝武诸子,务为雕饰,天下骚然,崩,子昱立,无道,萧道成杀之。)

  齐建元、永明之间,号为治世,诚有之乎?

  虞南曰:“齐高创业之主,知稼穑之艰难,且立身俭素,务存简约。武帝则留意后庭,雕饰过度,然能委任王俭,宪章攸出,礼乐之盛,咸称永明。宰相得人,于斯为美。”

  (议曰:子卫灵公之无道,康子曰:“夫如是,爰为不丧?”孔子曰:“仲叔圉治宾客,祝驼治宗庙,王孙贾治军旅。夫如是,爰为丧?”此言委任有德之美也。

  田单相齐,过淄水,有老人涉淄而寒。田单解裘而衣之。襄王恶之,曰:“田单之厚施,将欲以取我国乎?不早图,恐后之。”此言委任有德之恶也。

  故齐侯恶陈氏厚德,晏子谓齐侯曰:“在礼,家施不及国,大夫不收公利,可以止之。”齐襄恶田单厚施,贯珠者谓襄王曰:“王不如嘉单之善,令曰:‘寡人忧人之饥也,单收而食之;寡之忧人之寒也,单解裘而衣之。称寡人之意。’单有是善而王嘉之,单之善,亦王之善也。”后里闾相与语曰:“单之爱人,乃王之教也。”

  夫收臣下之权,宜如晏子及贯珠者。

  昔汉祖疾甚,吕后问为相,曰:“曹参可。”问其次,曰:“王陵可。然少憨,陈平可以助之。陈平智有余,然难独任。周勃厚重少文,然安刘氏者,必勃也。可令为太尉。”

  宋高祖大渐,戒太子曰:“檀道济虽有干略而无远志,徐羡之、傅亮当无异图,谢晦常从征伐,颇识机变,若有同异,必此人也,可以会稽处之。”

  夫任贤用能,宜如汉高及宋祖矣。)

  宋、齐二代,废主有五,并骄淫狂暴,前后如一。或身被贼杀,或倾坠宗社。岂厥性顽凶,自贻非命,将天之所弃,用亡大业乎?

  虞南曰:“夫上智下愚,特禀异气;中庸之才,皆由训习。自宋、齐以来,东宫师傅,备员而已。贵贱礼隔,规献无由,多以位升,罕由德进。此五君者,禀凡庸之性,无周、召之师,远益友之箴规,狎宵人之近习,以斯下质,生而楚言,覆国亡身,理数然也。”

  (议曰:贾生云:“昔成王幼,在襁褓之中,召公为太保,周公为太傅,太公为太师。保,保其身体;傅,傅之德义;师,导之教训。此三公之职也。又置三少,曰少傅、少保、少师,是与太子晏者也。故乃孩抱有识,三公、三少固明孝、仁、义、礼以导习之,逐去邪人,不使见恶行;选天下之端士、孝悌、博闻、有道术者以翼卫之,使与太子居处。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、闻正言、行正道。左右前后,皆正人也。

  夫习与正人居,不能无正,犹生长齐地,不能不齐言也;习与不正人居,犹生长楚地,不能不楚言也。秦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,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。故胡亥今日即位,明日射人。忠谏者谓之诽谤,深计者谓之妖言,视杀人若刈草菅然。岂胡亥之性恶哉?彼其所以导之者非其理也。”

  晋惠帝太子遹有罪,阎纂上书谏曰:“臣伏念遹长养深宫,沉沦富贵,受饶先帝,父母骄之。每见选师傅,下至郡吏,率取膏粱击钟鼎食之家,希有寒门儒素,如卫绾、周文;洗马舍人,亦无汲黯、郑庄之比,遂使不见事君父之道。古礼,太子以士礼与国人齿,欲令知贱,然后乃贵。自顷东宫亦微,太盛所以致败,非但东宫。诸王师友、文学,亦取豪族力能得者,岂有切磋,能相长益?今适言语悖逆,受罪之日,不失子道,尚可重选师傅。置游谈文学,皆选寒长孤宦、以学行自立者,及涉履艰难、名行素立者,使与游处。绝贵戚子弟、轻薄宾客,但道古今孝子慈亲、忠臣事君,及思愆改过,皆闻善道,庶几可全。”

  由此观之,故知太子者,选左右,俾喻教之,最急也。)

  梁元帝聪明才学,克平祸乱,而卒致倾覆。何也?(元帝,梁武帝第七子,名绎,为荆州刺史。破侯景,都荆州,为西魏万纽于谨来伐,执帝害之。)

  虞南曰:“梁元聪明伎艺,才兼文武,仗顺伐逆,克雪家冤,成功遂事,有足称者。但国难之后,伤夷未复,信强寇之甘言,袭褊心于怀楚蕃,屏宗支自为仇敌,孤远悬僻,莫与同忧,身亡祚灭,生人涂炭,举鄢、郢而弃之,良可惜也。”

  (议曰:《淮南子》云:“夫仁智,才之美者也。所谓仁者,爱人也;所谓智者,知人也。爱人则无虐刑,知人则无乱政。此三代所以昌也。智伯有五过人之才,而不免于身死人手者,不爱人也;齐王建有三过人之巧,而身虏秦者,不知贤也。故仁莫大于爱人,智莫大于知人。二者不立,虽察慧捷巧,不免于乱矣。”

  或曰:“周武之雄才武略,身先士卒,若天假之年,尽其兵算,必能平宇内,为一代之明主乎?”

  虞南曰:“周武骁勇果毅,有出人之略,观其卑躬厉士,法令严明,虽勾践、穰苴,无闻于天下。此猛将之任,非人君之度量也。”

  由此观之,夫拨乱之主,当先以收相获将为本,一身善战,不足恃也。故刘向曰:“知人者,王道也;知事者,臣道也。伎艺善战,何益哉?”)

  后齐文宣帝,狂悖之迹,桀、纣之所不为,而国富人丰,不至于乱亡。何也?(宣帝名洋,后齐高欢第二子,受后魏禅也。)

  虞南曰:“昔齐桓奢淫亡礼,人伦所弃,假六翮于仲父,遂伯诸侯。宣武帝鄙稔忍虐,古今无比,委万机于遵彦,保全宗国,以其任用得才,所以社稷犹存者也。”

  (议曰:殷有三仁,太康有五弟,亦皆贤者,而国为墟,何哉?

  鬻子曰:“君子与人之谋也,能必用道,而不能必见受也;能必忠,而不能必见入也;能必信,而不能必见信也。故虞公不用宫之奇谋,灭于晋;仇由不听赤章之言,亡于智氏。天下之国,莫不有忠臣谋士,但在用与不用耳。苟为不用,反贻君谤,贤人君子,安能救败乱乎?”)

  陈武帝起自草莱,兴创帝业,近代以来,可方何主?

  虞南曰:“武帝以奇才远略,怀匡复之志,龙跃海嵎,豹变岭表,扫重氛于绛阙,复帝座于紫微。西抗周师,北夷齐寇,宏谋长算,动无遗策,实开基之令主,拨乱之雄才。比宋祖则不及,方齐高则优矣。”

  隋文帝起自布衣,光有神器。西定庸蜀,南平江表,比于晋武,可为俦乎?

  虞南曰:“隋文因外戚之重,周室之微,负图作宰,遂膺宝命。留心政治,务从恩泽,故能绥抚新旧,缉宁遐迩,文武制置,皆有可观。及克定江淮,咸同书轨,率土黎献,企伫太平。自金陵灭后,王心奢汰,虽威加四海,而情堕万机,荆璧填于内府,吴姬满于下室。仁寿雕饰,事将倾宫,万姓力殚,中民产竭。加以猜忌心起,巫蛊事兴,戮爱子之妃,离上相之母(猫鬼事起,秦王妃及仆射杨素母,皆坐焉。)。纲维已紊,礼教斯亡,牝鸡晨响,皇枝剿绝,废黜不辜,树立所爱(废太子勇为庶人,立晋王广也。)。功臣良佐,诛剪无遗。季年之失,多于晋武,十世不永,岂天亡乎?”

  (议曰:汉高祖欲以赵王如意易太子,叔孙通谏曰:“昔晋献公以骊姬故,废太子,立奚齐,晋国乱者数十年,为天下笑。秦以不早定扶苏,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,自使灭祀。此陛下所亲见。今陛下必欲废嫡而立少,臣愿先伏诛,以颈血污地。”帝曰:“吾直戏耳。”通曰:“太子乃天下本,本之一摇,天下震动。奈何以天下戏?”乃听之。

  袁绍爱少子尚,乃以太子谭继兄后。沮授谏曰:“世称万人逐兔,一人获之,贪者悉止,分定故也。且年均以贤,德均以长,上古之制也。愿上惟先代成败之诫,下思逐兔分定之义。若其不改,祸始此矣。”绍不从,后果构隙。

  故曰:立嫡子者,不使庶孽疑焉。疑则动,两则争。子两位者,家必乱;子两位,而家不乱者,亲犹在也。恃亲不乱,失亲必乱。有旨哉。)

  或曰:“王霸之略,请事斯语矣。敢问殁而作谥,及改正朔,易服色,以变人之耳目,其事奚象?”

  对曰:“古之立谥者,将以戒夫后代,随行受名,君亲无隐。今之臣子不论名实,务在尊崇,斯风替也久矣。”

  昔季康子问五帝之德于孔子,孔子曰:“天有五行,木火金水及土。分时化育,以成物。”(一岁三百六十日,五行行七十二日,化生长育。)

  其神为五帝纬(五帝,五行之神。)。古之王者,易代改号,取法五行。五行更王,终始相生,亦象其义。故其生为明王者,而死配五行。是以太昊配木(勾芒为木正也),炎帝配火(祝融为火正也),少昊配金(蓐收为金正也),颛顼配水(玄冥为水正也),黄帝配土(后土为土正也)。

  帝王改号,于五行之德,各有所尚。从其所王之德次焉(木家次位火也。木家尚赤,以木德义之普,循其母,兼其子也)。夏后氏以金德王而尚黑,殷人以水德王而尚白(水家尚青,而尚白者,避土家之尚青也。土家宜尚白,为土者,四行之主,主于四季。五行用事,先起于木,故土家尚木色青也。)。周人以木德王而色尚赤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也。及汉之初,公孙臣贾谊以为汉土德,以五行之传,从所不胜(传移之传也。五帝相代,常从金木水火土相胜之法也。)。秦在水德,故谓汉据土而克之。刘向父子以为帝出于震,故庖牺氏始受木德,其后以母传子,终而复始。自神农、黄帝,下历唐虞三代,而汉得火焉。故高祖始起,神母夜号,着赤帝之符,得天统矣。昔共工以水德间于木火,与秦同运,非其次,故皆不永也。

  (以吾观之,帝王之兴,各本其所出五帝之后,以定五德。何以明之?汉,尧后也。尧,火德王,故汉为火焉。袁绍时耿包曰:“赤德衰尽,袁为黄胤,以为袁舜后,舜土德君,故劝进焉。”是知帝王之兴,各本其所出,五帝之后,有自来矣。今秦,颛顼后,水德也。故秦为水德焉。)

  以此观之,虽百代可知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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