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衡_卷十四谴告篇译文

查阅典籍：《论衡》——「论衡·卷十四谴告篇」原文

　　谈论灾异的人，认为古代的君主治国违背了先王之道，天就用灾异来谴责警告他。灾异不止一种，又用天气的寒温来作为君主“为政失道”的证明。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，天就用寒气来谴责警告他；施赏违背节气，天就用温气来谴责警告他。天谴告君主，就像君主发怒斥责臣下一样。所以楚庄王说：“天不降灾异，是老天忘了我吧！”灾异是上天的谴告，所以楚庄王对天不降灾异感到害怕，总想着它。

　　我说：谴告这种说法值得怀疑。因为国家有灾异，就像家中有异常现象一样。国家有灾异，就认为是上天在谴告君主；那么家中有异常现象，又是上天在谴告老百姓吗？上天不会谴告老百姓，这个道理已经很明白了，人的身体也还可以用来作个比喻。身体有病，就像天有灾异。血脉不调和，人就生病；气候失调，一年中会发生灾异。把灾异说成是上天谴告国家政治，那么生病是上天又在谴告人吗？在坛子里酿酒，在鼎里煮肉，都想把它们的味道调得可口。有时或咸或苦、或酸或淡，不适合人的口味，是由于人调和五味不得当。国家政治发生灾异，就像煮肉、酿酒出现坏味道一样。如果说灾异是上天的谴告，这就是说，煮肉酿酒不当，也会被上天谴告了。用小事推测大事，明白用具体事物来作比喻，就足以了解天了。假使楚庄王的智慧像孔子，那么他的话可以相信。但他仅具有在衰落的年代中称霸的才能，就像那解说变复的人一样，说的话未必可信，所以值得怀疑。

　　天道是自然的，自然是无为的。如果天能谴告人，那它是有为的，而不是自然的。黄老学派论说天道，是符合实际的。再说，要是天真能够谴告君主，就应该改变天气使君主觉悟。如果君主用刑不符合时令，刑气属寒，那么天应该用温气来谴告他。如果君主施赏违背节气，赏气属温，那么天应该用寒气来谴告他。上天要改变君主的政治，就该改变他施政时的天气以示谴告，故意使君主能够觉悟，懂得是非。现在天却随着刑气寒、赏气温，来继续散布寒气和温气，这不符合谴告的意图，也不是想叫君主改变政治的适当办法。周太王古公亶父认为王季可以立为君主，所以给他改名叫“历”。历的意思就是“嫡”。太伯明白父亲的用意，就去吴越采药，以避开王季。假使周太王不改王季的名字，还用他的字“季”，太伯怎么会觉悟而避开王季呢？现在君主的刑赏违反了法度，天想要改变他的政治，就该用相反的气来谴告，像周太王改王季的名字那样。如今天却又用同类的气来谴告，那么君主什么时候才能觉悟，看见自己刑赏的错误呢？

　　弹瑟的人上错了弦，安错了柱，宫、商两个音阶走了调，他的老师知道了，会给他调整弦并移动瑟柱。上天看见了君主刑赏的错误，就像老师看见瑟的弦柱有不对的地方一样。上天却不改变天气的寒温来使君主觉悟，反而增加原来天气的程度来助长他的错误，这就是说天没有心意，是胡乱跟着君主为非作歹的。商纣王是通宵达旦地饮酒，周文王却朝夕告诫：“只有祭祀才能用酒。”齐国人祭祀时很奢侈，而晏子祭祖庙，上供的猪仔，连俎也遮不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对自己反对和痛恨的事，应该有办法来改变它。要是儿子和弟弟傲慢无礼，那么父亲和哥哥就要用谨慎恭敬来教育他们；官吏与百姓横蛮不讲理，地方长官就要用和睦恭顺来教导他们。所以康叔与伯禽不遵循作弟弟与儿子的礼节，拜见周公，下拜和起立都很傲慢，多次拜见多次被打。去见商子，商子叫他们去看乔树和梓树。二人看了乔树和梓树，心中感到有所觉悟，因此懂得了父子、兄弟的礼节。本来周公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骄横相待，商子也可以照他们的态度以傲慢相待，然而一定要用鞭子和棍棒打他们，用观看乔树、梓树来教育他们，是希望他二人看见与自己行为不同的事物，通过这些不同而使他们自己觉悟。君主政治上的失误，就像他二人违背礼节一样。天不用恰当的办法告诉君主，让君主觉悟，像让康叔、伯禽二人观看乔树、梓树那样，反而是随着君主刑赏的错误，做出随寒从温的反应，这就是天与君主一起做错事了。天没有起到帮助君主觉悟的作用，而是帮着随寒气从温气，这不是上天的意愿，也不是上天爱护君主降下谴告的适当办法。

　　凡东西能相克的，必然性质不同；能相辅相成的，必然元气相同。所以离下兑上叫“革”。革，是变更的意思。火与金不同气，所以能够相克。如果都是火，都是金，怎么能相克呢？屈原痛恨楚国政治腐败，所以喜欢作后人称道的“香洁之辞”；屈原与渔父讨论不要跟随世俗，于是陈述了关于沐浴的那番话。大凡要去掉身上沾满猪圈里脏东西的人，有人会教他焚香薰身，有人会叫他背猪掩盖臭味。这二种说法对除掉身上的脏臭，谁对谁不对呢？进行指责又不能改变，是很少有益处的。其实，用随寒从温的办法来指责君主刑赏的错误，能使他改变吗？

　　西门豹性情急躁，就佩带皮带提醒自己和缓些；董安于行动缓慢，就带着弓弦提醒自己紧张些。二位贤人懂得佩带能改变自己性格的东西，来克服自身的缺点。天是最英明的，君主政治有失误，不用相反的气来谴告使他改变，反而顺随君主的错误，迁就原来的阴阳之气，这就是说，上天的用意不如两位贤人精明了。楚庄王好打猎，樊姬为此不吃鸟兽的肉；秦缪公喜欢无节制的地作乐，华阳后为此不听郑、卫两国的音乐。二位姬妃不满意两位霸主，就违背他们的欲望，不顺从他们的行为。上天指责君主赏罚失时，却顺着君主的错误行为，助长原来的阴阳之气，这大概是说，上天的德行不如妇人贤良了。

　　所以“谏”这个词，就是阻拦的意思。用善去阻拦恶，一定认为它能制止祸乱。周缪王滥用刑罚，《尚书·吕刑》上说：“要用暴力来对付残暴。”暴力、残暴都不好。拿坏事来对付坏事，祸乱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。如今惩罚与将赏都不符合实际情况，这是坏事。天又用不好的办法来顺应他，这就是说，上天的德行与周缪王相同了。因此用好的去驳斥坏的，用坏人坏事作例，使人畏惧而变好，这是告诫人的道理，是勉励人为善的方法。舜告诫禹说：“不要像丹朱那样狂妄。”周公告诫成王说：“不要像殷纣王那样。”毋，是禁止、不要的意思。丹朱、殷纣王太坏，所以用“毋”来表示禁止学他们。说“毋若”，跟说“必若”，谁恰当呢？所以“毋”、“必”这二个词，圣人分得很清楚。怎么能用错误来谴告错误，顺着别人的过失来增加他的罪过呢？天和人都是同一道理，圣人和天都是同样的德行，但圣贤用好的来反对坏的，而上天却用有害的办法来将就错误，难道这是天人同道，圣人与天合德的证明吗？

　　汉武帝喜欢神仙，司马相如献上《大人赋》，武帝读了就有飘飘然腾云上天的神气。汉成帝喜欢扩建宫室，杨子云献上《甘泉颂》：描写甘泉宫堪称美妙神奇，说它不是人力能够办到，要鬼神的力量才能建成。皇帝没有察觉其用意，反而做个不停。司马相如的赋，如果直说修仙不会有实际效果，杨子云的颂，要是直说奢侈有害，汉武帝怎么会有飘飘然要上天的神气，汉成帝怎么会执迷不悟呢？然而天用相反的气来谴告君主，反而顺从君主的心意用不对的办法来迎合他的错误，就像司马相如和杨子云二人写的赋、颂那样，使汉武帝和汉成帝两帝执迷不悟。

　　窦婴和灌夫痛恨当时的风气不正，天天在一起用为人标准来指责那些负恩弃交的人，他俩心里痛恨极了，以往的门客怎么又肯顺从他俩的愿望呢？周太伯教吴人穿衣戴帽，跟顺从吴俗和他们一起光着身子相比，哪个好呢？所以吴人懂得礼义，是周太伯改变了他们风俗的结果。苏武到了匈奴，始终不肯向左边开衣襟；赵他到了南越，就岔开脚坐，梳个椎形发髻。于是汉朝人就称赞苏武，指责赵他。因为赵他的习性，占染了南越的地方风俗，违背了汉朝的穿衣戴帽制度。陆贾去劝说他的时候，穿的是中原服装，行的汉朝礼节，用道理去规劝他，赵他觉悟，就回心转意，归附汉朝。如果陆贾也穿南越人的衣服，说南越人的话，顺从他们的落后风俗，怎么能使赵他觉悟，自动转变而服从汉朝的制度呢？

　　夏、商、周三代教化互相不同，文与质互相交替，这是因为前代政治上的错误，后代不能回头沿袭的缘故。上天谴告君主的错误，不去纠正他的过失，却沿袭他的错误。要推行谴告的教化，又顺从其阴阳，这怎么行呢？管叔、蔡叔叛乱之前，周公再三告诫教导他们。他用来告诫教导的话，难道是说应当叛乱吗？做人的道理应该是表扬好的，憎恶坏的，对好事加以奖赏，对坏事加以惩罚，天道也应当如此。刑赏不符合事实，是恶行，天又用恶气去顺应它，那么憎恶坏事的原则，又运用在那里了呢？汉朝治窝藏首犯之人的罪。制订不准放跑犯人的法律，是因为痛恨人们跟着作恶并与坏人成群结党。如果人们能捆住犯人送交官吏，离开坏人并不跟他们住在一起，那么“首匿”、“亡从”的法律就会废除。狄牙调味，酸了就拿水加，淡了就用盐放。就跟水火能相克变化一样，所以饭菜不会过咸过淡。如今刑赏违背实际，不用相反的气来改变君主的错误，而是再在寒气中增加寒气，在温气中增加温气，这就像嫌酸而拿盐放，怕淡而用水加一样。像这样说来，谴告的说法，应该怀疑呢，还是一定要相信呢？现在点柴烧釜，火大水就开，火小水就凉。其实，国家的政治就像火，天气的寒温就像釜中水的冷热。只能说君主处理政事赏罚不当，扰乱了阴气与阳气，使得气不调和，怎么能说是天因为君主有错就用寒气和温气来谴告他呢？

　　儒者的话又说：“君主政治失误，天就显示异常；如果不改，就灾害他的百姓；再不改，就灾害他自身。先显示异常然后降下灾害，是天先教育后惩罚的道理。”我说：这又值得怀疑了。在夏天栽种作物，作物会干枯不能生长；在冬天才收割谷物，谷物会掉在地上无法收藏。从事国家政治与教化，就像栽种作物，收藏谷物一样。只能说由于政治不合时宜，天气和万物出现了灾害；怎么能说天用变异来谴告君主，要是不改正，就用灾害来惩罚他呢？儒者的这个说法，是俗人的言论。炎夏阳气盛烈，阴气触犯阳气，就闪电打雷，击杀人与物。说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，这话表面听来好像是对的，其实不正确。说灾异是为了谴告和惩罚，就像说雷击杀了人是天在惩罚暗中犯罪的人一样，是没有道理的，不正确的说法。

　　有人说：“谷子云向皇帝上书陈述变异，指明是上天的谴告，要是不改，以后还会再有灾异出现，并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异的到来。后来果然还是出现了他说的灾异。如果这灾异不是上天对君主的谴告，为什么还有灾异出现呢？有了谷子云的这个说法，所以后来出现了用来以示告诫君主改正过失的灾异”。

　　我说：变异本来有征兆，世间万物本来就有始有终。踩着霜就能知道坚厚的冰一定要出现，这是自然的规律。谷子云能看出变异的苗头，知道它以后还会出现，就借变复和说法，来证明自己的话，故意表示愿意戴上刑具来等待变异的出现。这就像齐国晏婴看见水星在房宿与心宿之间，就知道地要动一样。假使谷子云看见水星，那他将又会说天要用水星来谴告政治，如果不改，会有地动的灾变。那么谷子云就会表示愿意戴上刑具等待灾变降临，就像子韦表示愿意伏在皇宫的台阶下等待火星移动位置一样，必然会得到证明，因此谴告的说法就被人相信。把变异说成是上天给予君主谴告，在道理上有什么损害呢？损害了上天的本性，把自然无为的事情转变成了人有意识的活动，所以难以听信。

　　说天能谴告君主，是要赞美天听觉灵敏，目光锐利。结果反而因为耳聪目明而损伤了天的本性。“怎么会知道他聋了呢？因为他的听觉很灵敏。怎么会知道他瞎了呢？因为他的视觉很灵敏。怎么知道他疯了呢？因为他说话很得当。”你看，说话得当，视觉清楚，听觉灵敏，道家却认为是疯子、瞎子、聋子。现在说天会谴告君主，这等于说天是疯子、瞎子、聋子了！

　　《周易》上说：“圣人与天地的德行是一致的。”所以太伯说：“天不说话，却在贤者的心中种下了自己的道德。”这样说，圣人的道德，就是天的道德；贤者的话，就是天的话。圣人的指责，贤者的规劝，这就是天的谴告，然而反把灾异说成是谴告，所以这很可疑。

　　六经文章，圣人的话，动辄就说天，是想教化无道的君主，恐吓愚昧的百姓。他们想说这不仅仅是自己的意思，也是天的意志。等到圣人说起天，还是根据人的心理进行描绘，而不是指上天蓝蓝的天体。那些讲变复的人，看见关于天的胡言乱语，而灾异又不时到来，于是就造出谴告的说法来。

　　拿现在的事来证明古代的事，用人的事来推知天意。“舜在尧的始祖庙里接受尧的禅让”，而没有说在天接受禅让，因为尧的心能推知天的意思。尧禅让给他，也就是天传位给他，所以百官群臣都拥护舜。舜禅让给禹，禹传位给启，这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意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里说的上天“眷顾”，《尚书·洪范》里说的上帝“震怒”，这也都是用人心来说明天的意思。周文王、周武王死了，成王幼小，周朝统治还没有巩固，周公摄政，当时难道有上天的教导吗？而是周公推知人心符合天的意志。上天的心意，在圣人的胸中，等到它需要谴告的时候，就由圣人的口表达出来。不相信圣人的话，反而相信灾异之气，要求索上天的意志，那该是多么遥远啊！当今没有圣人，怎么能听到圣人的话呢？贤人的才能跟圣人差不多，也就是次于圣人的人了。

　　论灾异，谓古之人君为政失道，天用灾异谴告之也。灾异非一，复以寒温为之效。人君用刑非时则寒，施赏违节则温。天神谴告人君，犹人君责怒臣下也。故楚〔庄〕王曰：“天不下灾异，天其忘〔予〕乎！”灾异为谴告，故〔庄〕王惧而思之也。曰：此疑也。夫国之有灾异也，犹家人之有变怪也。有灾异，谓天谴人君；有变怪，天复谴告家人乎？家人既明，人之身中，亦将可以喻。身中病，犹天有灾异也。血脉不调，人生疾病；风气不和，岁生灾异。灾异谓天谴告国政，疾病天复谴告人乎？酿酒於罂，烹肉於鼎，皆欲其气味调得也。时或咸苦酸淡不应口者，犹人芍药失其和也。夫政治之有灾异也，犹烹酿之有恶味也。苟谓灾异为天谴告，是其烹酿之误，得见谴告也。占大以小，明物事之喻，足以审天。使〔庄〕王知如孔子，则其言可信。衰世霸者之才，犹夫变复之家也，言未必信，故疑之。

　　夫天道，自然也，无为。如谴告人，是有为，非自然也。黄、老之家，论说天道，得其实矣。且天审能谴告人君，宜变易其气以觉悟之。用刑非时，刑气寒，而天宜为温；施赏违节，赏气温，而天宜为寒。变其政而易其气，故君得以觉悟，知是非。今乃随寒从温，为寒为温，以谴告之意，欲令变更之且。太王父以王季之可立，故易名为历。历者，适也。太伯觉悟，之吴、越采药，以避王季。使太王不易季名，而复字之季，太伯岂觉悟以避之哉？今刑赏失法，天欲改易其政，宜为异气，若太王之易季名。今乃重为同气以谴告之，人君何时将能觉悟，以见刑赏之误哉？

　　鼓瑟者误於张弦设柱，宫商易声，其师知之，易其弦而复移其柱。夫天之见刑赏之误，犹瑟师之睹弦柱之非也。不更变气以悟人君，反增其气以渥其恶，则天无心意，苟随人君为误非也。纣为长夜之饮，文王朝夕曰：“祀兹酒。”齐奢於祀，晏子祭庙，豚不掩俎。何则？非疾之者，宜有以改易之也。子弟傲慢，父兄教以谨敬；吏民横悖，长吏示以和顺。是故康叔、伯禽失子弟之道，见於周公，拜起骄悖，三见三笞；往见商子，商子令观桥梓之树。二子见桥梓，心感觉悟，以知父子之礼。周公可随为骄，商子可顺为慢，必须加之捶杖，教观於物者，冀二人之见异，以奇自觉悟也。夫人君之失政，犹二子失道也，天不告以政道，令其觉悟，若二子观见桥梓，而顾随刑赏之误，为寒温之报，此则天与人君俱为非也。无相觉悟之感，有相随从之气，非皇天之意，爱下谴告之宜也。

　　凡物能相割截者，必异性者也；能相奉成者，必同气者也。是故《离》下、《兑》上曰革。革，更也。火金殊气，故能相革。如俱火而皆金，安能相成？屈原疾楚之臰洿，故称香洁之辞；渔父议以不随俗，故陈沐浴之言。凡相溷者，或教之熏隧，或令之负豕。二言之於除臰也，孰是孰非，非有不易，少有以益。夫用寒温，非刑赏也，能易之乎？

　　西门豹急，佩韦以自宽；董安於缓，带弦以自促。二贤知佩带变己之物，而以攻身之短。〔天〕至明矣，人君失政，不以他气谴告变易，反随其误，就起其气，此则皇天用意，不若二贤审也。楚庄王好猎，樊姬为之不食鸟兽之肉；秦缪公好淫乐，华阳後为之不听郑、卫之音。二姬非两主，拂其欲而不顺其行. 皇天非赏罚，而顺其操，而渥其气：此盖皇天之德，不若妇人贤也。

　　故谏之为言，“间”也，持善间恶，必谓之一乱。周缪王任刑，《甫刑篇》曰：“报虐用威。”威虐皆恶也，用恶报恶，乱莫甚焉。今刑失赏宽，恶也，〔天〕复为恶以应之，此则皇天之操，与缪王同也。故以善驳恶，以恶惧善，告人之理，劝厉为善之道也。舜戒禹曰：“毋若丹硃敖。”周公敕成王曰：“毋若殷王纣！”毋者，禁之也。丹硃、殷纣至恶，故曰“毋”以禁之。夫言“毋若”，孰与言必若哉？故毋必二辞，圣人审之。况肯谴非为非，顺人之过，以增其恶哉？天人同道，大人与天合德。圣贤以善反恶，皇天以恶随非，岂道同之效、合德之验哉？

　　孝武皇帝好仙，司马长卿献《大人赋》，上乃仙仙有凌云之气。孝成皇帝好广宫室，扬子云上《甘泉颂》，妙称神怪，若曰非人力所能为，鬼神力乃可成。皇帝不觉，为之不止。长卿之赋，如言仙无实效，子云之颂言奢有害，孝武岂有仙仙之气者，孝成岂有不觉之惑哉？然即天之不为他气以谴告人君，反顺人心以非应之，犹二子为赋颂，令两帝惑而不悟也。窦婴、灌夫疾时为邪，相与日引绳以纠缠之。心疾之甚，安肯从其欲？太伯教吴冠带，孰与随从其俗与之俱倮也？故吴之知礼义也，太伯改其俗也。苏武入匈奴，终不左衽；赵他入南越，箕踞椎髻。汉朝称苏武而毁赵他。之性习越土气，畔冠带之制，陆贾说之，夏服雅礼，风告以义，赵他觉悟，运心向内。如陆贾复越服夷谈，从其乱俗，安能令之觉悟，自变从汉制哉？三教之相违，文质之相反，政失，不相反袭也。谴告人君误，不变其失而袭其非，欲行谴告之教，不从如何？管、蔡篡畔，周公告教之至於再三。其所以告教之者，岂云当篡畔哉？人道善善恶恶，施善以赏，加恶以罪，天道宜然。刑赏失实，恶也，为恶气以应之，恶恶之义，安所施哉？汉正首匿之罪，制亡从之法，恶其随非而与恶人为群党也。如束罪人以诣吏，离恶人与异居，首匿亡从之法除矣。狄牙之调味也，酸则沃之以水，淡则加之以咸。水火相变易，故膳无咸淡之失也。今刑罚失实，不为异气以变其过，而又为寒於寒，为温於温，此犹憎酸而沃之以咸，恶淡而灌之以水也。由斯言之，谴告之言，疑乎？必信也？

　　今薪燃釜，火猛则汤热，火微则汤冷。夫政犹火，寒温犹热冷也。顾可言人君为政，赏罚失中也，逆乱阴阳，使气不和，乃言天为人君为寒为温以谴告之乎！儒者之说又言：“人君失政，天为异；不改，灾其人民；不改，乃灾其身也。先异後灾，先教後诛之义也。曰：此复疑也。以夏树物，物枯不生；以秋收谷，谷弃不藏。夫为政教，犹树物收谷也。顾可言政治失时，气物为灾；乃言天为异以谴告之，不改，为灾以诛伐之乎！儒者之说，俗人言也。盛夏阳气炽烈，阴气干之，激射{敝衣}裂，中杀人物。谓天罚阴过，外一闻若是，内实不然。夫谓灾异为谴告诛伐，犹为雷杀人罚阴过也。非谓之言，不然之说也。

　　或曰：谷子云上书陈言变异，明天之谴告，不改，後将复有，愿贯械待时。後竟复然。即不为谴告，何故复有？子云之言，故後有以示改也。曰：夫变异自有占候，阴阳物气自有终始。履霜以知坚冰必至，天之道也。子云识微，知後复然，借变复之说，以效其言，故愿贯械以待时也。犹齐晏子见钩星在房、心之间，则知地且动也。使子云见钩星，则将复曰：“天以钩星谴告政治，不改，将有地动之变矣。”然则子云之愿贯械待时，犹子韦之愿伏陛下，以俟荧惑徙，处必然之验，故谴告之言信也。予之谴告，何伤於义。损皇天之德，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，故难听之也。称天之谴告，誉天之聪察也，反以聪察伤损於天德。何以知其聋也？以其听之聪也。何以知其盲也？以其视之明也。何以知其狂也？以其言之当也。夫言当视听聪明，而道家谓之狂而盲聋。今言天之谴告，是谓天狂而盲聋也。

　　《易》曰：“大人与天地合其德。”故太伯曰：“天不言，殖其道於贤者之心。”夫大人之德，则天德也；贤者之言，则天言也。大人刺而贤者谏，是则天谴告也，而反归告於灾异，故疑之也。《六经》之文，圣人之语，动言天者，欲化无道、惧愚者。之言非独吾心，亦天意也。及其言天犹以人心，非谓上天苍苍之体也。变复之家，见诬言天，灾异时至，则生谴告之言矣。验古以〔今〕，知天以人。受终於文祖，不言受终於天。尧之心知天之意也。尧授之，天亦授之，百官臣子皆乡与舜。舜之授禹，禹之传启，皆以人心效天意。《诗》之“眷顾”，《洪范》之“震怒”，皆以人身效天之意。文、武之卒，成王幼少，周道未成，周公居摄，当时岂有上天之教哉？周公推心合天志也。上天之心，在圣人之胸；及其谴告，在圣人之口。不信圣人之言，反然灾异之气，求索上天之意，何其远哉？世无圣人，安所得圣人之言？贤人庶几之才，亦圣人之次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