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衡_卷二十佚文篇译文

查阅典籍：《论衡》——「论衡·卷二十佚文篇」原文

　　汉武帝封弟弟为鲁恭王。鲁恭王拆毁孔子旧宅修建宫室，得到失传的《尚书》一百篇、《礼》三百篇、《春秋》三十篇、《论语》二十一篇，同时听到宅内有弹琴瑟、唱诗歌的声音，因为惧怕，又重新把它封闭起来，用泥涂好，并将此事上奏了汉武帝。汉武帝派遣官吏去打开取出那些东西，经书和《论语》，这时都出现了。经传是无声的书却出现了令人听见弹琴唱歌之声的事情，这是古文该在汉代兴盛，经传欢庆自己被发掘出来的一种吉兆。它们应当流传于汉代，所以静静地藏在墙壁之中，鲁恭王发掘了它们，就出现了使圣王感动的弹琴唱歌的现象。这就说明古代文献不该被埋没，而汉朝等待它们出现作为兴盛的征兆。

　　汉成帝阅读百篇《尚书》，朝中博士、郎官没有谁能通晓，征求天下能究治《尚书》的人。东海郡张霸精通《左氏春秋》，根据百篇《尚书》的序言，采用《左氏春秋》的文字解释，编造出一百零二篇本《尚书》，全部完成后奏报给汉成帝。汉成帝取出秘藏的《尚书》用来考订校对它，没有一个字是相合的。汉成帝就把张霸交给司法官吏去审讯治罪。司法官判张霸犯了欺君之罪。汉成帝认为张霸的才能出众，赦免了他的罪，也不毁掉他的经书，所以一百零二篇本《尚书》才流传在民间。

　　孔子说：“人才难得啊。”张霸能够推究精深的思想，编写经书百篇，才高卓越，是世上稀有的人物。汉成帝赦免他，是欣赏他的文才。他的经文虽然是伪造的不真实的，但在编排篇章句子，组织材料安排内容上，就像真的经书一样，所以汉成帝不烧毁他的经书。整治一只书匣，把自己的作品赠送别人，写出十几根木简的公文呈报长官，文章写成后受看，阅读它令人满意，这样的人一百个当中难挑出一个来。张霸推究精深的思想写出百篇文章，在汉代很少有这类人才，汉成帝赦免他，不也是很应该的吗？

　　杨子山任郡的上计吏，看到三府编写《哀牢传》不能成功。回到郡中写成后上报朝廷，汉明帝认为他是奇才，征召他在兰台为官。凭三府中的属官，聚集了大批人材，而不能写出一部《哀牢传》。杨子山写成了《哀牢传》，皇帝采用了他的文章。杨子山的《哀牢传》，难道就这么好吗？关于哀牢的情况当时传说纷纭，聚集三府中的人士，终究不能写出来，杨子山写它，顷刻写成，毫不困难。汉成帝赦免张霸，难道没有原因吗？

　　汉武帝时，召见百官考试对策，董仲舒的策文最好。王莽时，命郎官上奏章，刘子骏的奏章尤其华美。这种美和善都不是空虚的，而是他们才高智深的证明。《周易》上说：“圣人的情感体现在卦辞和爻辞中。”文辞的美与丑，足以看出一个人的才智。永平年间，有一大群神雀停落在京师，汉明帝下诏书，令官吏和文人以神雀的出现为题，写歌功颂德的文章献上。百官的颂文献上，文章都用瓦石作比喻，只有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个人写的颂像金玉般的美好，汉明帝采纳了这些文章。凭百官的人数众多，郎官也不止一人，只有五个人的文章写得好，他们不是奇才而是什么呢？

　　汉武帝欣赏《子虚赋》，就征召司马长卿为官。汉成帝阅读的书很多，只欣赏杨子云的文章，无论出入游猎，杨子云都乘车随从。假如让司马长卿、桓君山、杨子云当官，写书不能成篇，写文章不能成句，那么汉武帝贪图什么，汉成帝欲求什么呢？所以说：欣赏杨子云的文章，比当了年俸一千石的大官还要高兴；拥有恒君山写的书，比猗顿积聚的财富更富有。

　　韩非的书，流传在秦朝的宫廷，秦始皇感叹说：“偏偏不能和此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。”陆贾写作《新语》，每当上奏一篇，汉高祖左右的臣子就高呼“万岁”。感叹思慕那个人与欢呼万岁，难道能凭空产生吗？确实看到了它的优美之处，高兴之气就发自于内心。观测气象变化，在于天不在于地，因为天的文采鲜明。衣和裳穿在身上，文采装饰在于衣，而不在于裳，衣效法于天。看手相的人看左手，不看右手，因为左手手纹鲜明。占卜在于右边，不看左边，因为右边文采鲜明。《周易》上说：“大人发怒，威猛如虎，仪表威严，光彩照人。君子发怒，威仪如豹，仪态雍容，清朗华美。”又说：“观察天文现象，观察人文现象。”这是说天和人都是以文采作为外观的，大人和君子都是以文饰表现仪表的。

　　汉高祖在母亲身怀他时，他的母亲在湖泽岸边休息，蛟龙伏在她的身上，龙角光彩夺目；等到汉高祖兴起之时，楚军望汉军阵营，云气成五彩；汉高祖将要进入咸阳城时，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聚集于东井宿这一方，五星又呈见白、青、黑、赤、黄五种颜色。天也许由于憎恶秦朝，就泯灭了它的文彩，而想让汉朝兴盛，所以先授予天命，以文彩作为它的祥瑞。恶人的品行思想，前后自相矛盾。秦始皇先是赞叹韩非的书，后来又迷惑于李斯的议论，烧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这五种儒家经书，制定了禁止藏书的法令。究治五经的儒生，抱着经书隐藏起来；伏生这类人，逃窜躲藏于深山之中。秦始皇灭绝贤圣的经文，他的罪恶深重，帝位没有传到孙辈就灭亡了。李斯由于首先提出建议，身受五种刑罚。汉代兴起，改变了已灭亡了的秦代的法令，废除了李斯的做法。汉高祖才命令陆贾写文章，但没有使五经兴盛。从汉惠帝、汉景帝以至汉元帝、汉成帝各朝，五经及各种书籍同时编纂。汉朝文化兴盛，就已经知道的情况来说，同已灭亡的秦朝相比怎么样呢？

　　王莽不行道义，汉军如云兴起，台阁败坏，文章书籍丢失散佚。光武帝复兴汉代，收集整理图书尚未完备。汉明帝一代喜欢文人，把他们征召到兰台里做官，文豪得以会聚在一起。当今皇帝即位，下诏征求亡失了的图书，用金钱广泛收购征集，怎么会没有喜好文化的好名声呢？唐、虞时代久远，当时图书已经散佚；殷、周时代稍微近一些，诸子的书籍还留存于世间，汉代兴盛以来，传播文化的时间不长，根据人们的所见所闻，已经五倍于尧、舜时代，十倍于殷、周时代，文化光辉灿烂繁荣昌盛，没有哪一个朝代有汉代这样兴盛。天空晴朗无云，星辰明亮无比；人的本质奇异，手掌纹理的文彩鲜明。汉朝发展到今天已经很昌盛，所以文化繁荣发达。

　　孔子说：“周文王死了以后，一切礼乐文化不都在我这里吗！”周文王时代的文化，承传在孔子。孔子为汉代整理文化典籍，承传在汉代。承受从天而降的文化，文人应当奉行。五经、六艺是文化，诸子著作是文化，著书立说是文化，上书奏文是文化，文饰仪表是文化。在世间能够成就五种文化当中的一种，都应当受到称赞。著书立说的文化，尤其应当嘉奖它。为什么呢？抒发胸中的思想，论述世俗间的事情，不仅仅是背颂点古经、续写点旧文章而已。议论发自胸臆，文章成于手中，这不是只懂得解释经书的人所能做到的。

　　周、秦时代，诸子都在著书立说，论述的全是其他事情，没有称颂帝王的，对国家没有什么好处，对于教化也没有什么补益。写作《论衡》的人，歌颂君王的功德，弘扬国家的隆盛，使国家的功业流传千载，使君王的德行与日月同辉，这不是刚才提到的先秦诸子的著作能够相比的。上书陈述治理国家的建议和办法，写奏记向上级推荐官吏士人，一则是为了自身，二则是为了他人。文章繁多辞句华丽，却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。在文采仪表上，根据礼仪修养自己，使行为完美无缺，实际上仍是为了个人的私利，没有一点是为了君王的。如果是这样，五种文化之中，著书立说的文化是最好的，因而值得尊重也就很清楚了。

　　孔子称颂周代说：“唐尧、虞舜时代以后，就数周武王这个时代人才最盛，周代的功德，可以说是最高的了！”孔子是周代的文人，假如他生在汉代，也会称颂汉代的最高功德了。赵他在南越称王，背叛汉朝断绝使臣往来，不奉行汉朝的制度，坐似畚箕发挽椎髻，沉溺于夷人的风俗之中。陆贾用汉朝的功德去劝说他，用汉朝君王的威势去恐吓，使他从内心觉察醒悟，猛然起身端坐。俗儒的愚昧，有如赵他一样的糊涂；擅长写文章的人，陈述陆贾的劝说，读到文章的人，将会有猛然起身端坐，如赵他一般的醒悟过来。汉代的功德浩大灿烂，怎么会不享有卓越的名声呢？

　　文人卓越，是国家的祥瑞。看到宏丽的住宅就知道是户有名望的人家，看到高大的树木就知道这里曾经是旧都。国家有大文人，这是太平盛世的证明。孟子凭人的眼睛察看人，心地光明，眼睛就会明亮。所谓明亮，指的是眼睛的文彩明亮。占验国家和占验人，实际上是同一回事。国君圣明而文人会聚，人心聪敏而眼睛多彩。在烂泥中践踏有花纹的锦绸，听到看见的人没有谁不会痛心。知道践踏了文锦可惜，却不知道文人应当尊重，这就是不懂得类比了。文人写的文章，哪里只是玩弄笔墨追求华丽的外表呢？它是记载人们的行为，传播人们的名声的。善良的人希望得到记载，所以想努力去做好事；邪恶的人厌恶记载，所以就自己尽力节制恶行。这样说来，文人的笔的作用在于劝善惩恶了。

　　谥法之所以表彰美善，就是以此来暴露丑恶。加一个字的谥号，人们就知道劝善惩恶，听见的人，没有谁不自勉。何况尽笔墨的力量，评定善恶的真实情况，言语行动全部记载，文章以千数计算，流传在世间上，成为不可磨灭的作品，所以值得尊重。杨子云写作《法言》时，蜀郡的富商送十万钱给他，希望把自己记载到书中去。杨子云不接受，说：“富商没有仁义的品行，好比是圈中的鹿，栏中的牛，怎么能够胡乱记载呢？”班叔皮续写《太史公书》，记载家乡人把它作为对邪恶的惩戒。邪恶的人不符合正道，依法度加以制裁，怎么能够为他回避忌讳呢？

　　所以杨子云不被钱财所引诱，班叔皮不因恩情而屈从。天下唯独文人的笔是最公正的了。贤人圣人定夺思想于笔端，书写汇集而成文章，文章具备而真情显露，后人观看文章，以此知道正邪，怎么应该胡乱记载呢？足踩在地上，足迹就有好有丑；文章汇集在书札上，记载就有善有恶。所以占验足迹就可以看出足如何。读文章就可以知道情感如何。“《诗经》三百篇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，那就是没有邪恶的思想。”《论衡》的篇章在百篇左右，也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，那就是“反对虚假荒诞的事物和言论。”

　　孝武皇帝封弟为鲁恭王。恭王坏孔子宅以为宫，得佚《尚书》百篇，《礼》三百，《春秋》三十篇，《论语》二十一篇，闻弦歌之声，俱复封涂，上言武帝。武帝遣吏发取，古经《论语》，此时皆出。经传也而有〔闻〕弦歌之声，文当兴於汉，喜乐得闻之祥也。当传於汉，寝藏墙壁之中，恭王〔闻〕之，圣王感动弦歌之象。此则古文不当掩，汉俟以为符也。孝成皇帝读百篇《尚书》，博士郎吏莫能晓知，征天下能为《尚书》者。东海张霸通《左氏春秋》，案百篇序，以《左氏》训诂造作百二篇，具成奏上。成帝出秘《尚书》以考校之，无一字相应者，成帝下霸於吏，吏当器辜大不谨敬。成帝奇霸之才，赦其辜，亦不〔灭〕其经，故百二《尚书》传在民间。孔子曰“才难”，能推精思，作经百篇，才高卓遹，希有之人也。成帝赦之，多其文也。虽奸非实，次序篇句，依倚事类，有似真是，故不烧灭之。疏一椟，相遣以书，书十数札，奏记长吏，文成可观，读之满意，百不能一。张霸推精思至於百篇，汉世〔寡〕类，成帝赦之，不亦宜乎？杨子山为郡上计吏，见三府为《哀牢传》不能成，归郡作上，孝明奇之，征在兰台。夫以三府掾吏，丛积成才，不能成一篇。子山成之，上览其文。子山之传，岂必审是？传闻依为之有状，会三府之士，终不能为，子山为之，斯须不难。成帝赦张霸，岂不有以哉？

　　孝武之时，诏百官对策，董仲舒策文最善。王莽时，使郎吏上奏，刘子骏章尤美。美善不空，才高知深之验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圣人之情见於辞。”文辞美恶，足以观才。永平中，神雀群集，孝明诏上《〔神〕爵颂》，百官颂上，文皆比瓦石，唯班固、贾逵、傅毅、杨终、侯讽五颂金玉，孝明览焉。夫以百官之众，郎吏非一，唯五人文善，非奇而何？孝武善《子虚》之赋，征司马长卿。孝成玩弄众书之多，善扬子云，出入游猎，子云乘从。使长卿、桓君山、子云作吏，书所不能盈牍，文所不能成句，则武帝何贪？成帝何欲？故曰：“玩扬子云之篇，乐於居千石之官；挟桓君山之书，富於积猗顿之财。”

　　韩非之书，传在秦庭，始皇叹曰：“独不得与此人同时！”陆贾《新语》，每奏一篇，高祖左右，称曰万岁。夫叹思其人，与喜称万岁，岂可空为哉？诚见其美，欢气发於内也。候气变者，於天不於地，天，文明也。衣裳在身，文着於衣，不在於裳，衣法天也。察掌理者左不观右，左文明也。占在右，不观左，右，文明也。《易》曰：“大人虎变其文炳，君子豹变其文蔚。”又曰：“观乎天文，观乎人文。”此言天人以文为观，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。高祖在母身之时，息於泽陂，蛟龙在上，龙觩炫耀；及起，楚望汉军，气成五采；将入咸阳，五星聚东井，星有五色。天或者憎秦，灭其文章；欲汉兴之，故先受命以文为瑞也。

　　恶人操意，前後乖违。始皇前叹韩非之书，後惑李斯之议；燔《五经》之文，设挟书之律。五经之儒，抱经隐匿，伏生之徒，窜藏土中。殄贤圣之文，厥辜深重，嗣之及孙。李斯创议，身伏五刑。汉兴，易亡秦之轨，削李斯之迹。高祖始令陆贾造书，未兴《五经》。惠、景以至元、成，经书并修。汉朝郁郁，厥语所闻，孰与亡秦？王莽无道，汉军云起，台阁废顿，文书弃散。光武中兴，修存未详。孝明世好文人，并征兰台之官，文雄会聚。今上即〔命〕，诏求亡失，购募以金，安得不有好文之声！唐、虞既远，所在书散；殷、周颇近，诸子存焉。汉兴以来，传文未远，以所闻见，伍唐、虞而什殷、周，焕炳郁郁，莫盛於斯！天晏，者星辰晓烂；人性奇者，掌文藻炳。汉今为盛，故文繁凑也。

　　孔子曰：“文王既殁，文不在兹乎！”文王之文，传在孔子。孔子为汉制文，传在汉也。受天之文。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，诸子传书为文，造论著说为文，上书奏记为文，文德之操为文。立五文在世，皆当贤也。造论著说之文，尤宜劳焉。何则？发胸中之思，论世俗之事，非徒讽古经、续故文也。论发胸臆，文成手中，非说经艺之人所能为也。周、秦之际，诸子并作，皆论他事，不颂主上，无益於国，无补於化。造论之人，颂上恢国，国业传在千载，主德参贰日月，非适诸子书传所能并也。上书陈便宜，奏记荐吏士，一则为身，二则为人。繁文丽辞，无上书文德之操。治身完行，徇利为私，无为主者。夫如是，五文之中，论者之文多矣。则可尊明矣。

　　孔子称周曰：“唐、虞之际，於斯为盛，周之德，其可谓至德已矣！”孔子，周之文人也，设生汉世，亦称汉之至德矣。赵他王南越，倍主灭使，不从汉制，箕踞椎髻，沉溺夷俗。陆贾说以汉德，惧以帝威，心觉醒悟，蹶然起坐。世儒之愚，有赵他之惑；鸿文之人，陈陆贾之说。观见之者，将有蹶然起坐，赵他之悟。汉氏浩烂，不有殊卓之声。文人之休，国之符也。

　　望丰屋知名家，睹乔木知旧都。鸿文在国，圣世之验也。孟子相人以眸子焉，心清则眸子了，了者，目文了也。夫候国占人，同一实也。国君圣而文人聚，人心惠而目多采。蹂蹈文锦於泥涂之中，闻见之者，莫不痛心。知文锦之可惜，不知文人之当尊，不通类也。天文人文，文岂徒调墨弄笔，为美丽之观哉？载人之行，传人之名也。善人愿载，思勉为善；邪人恶载，力自禁裁。然则文人之笔，劝善惩恶也。谥法所以章善，即以著恶也。加一字之谥，人犹劝惩，闻知之者，莫不自勉。况极笔墨之力，定善恶之实，言行毕载，文以千数，传流於世，成为丹青，故可尊也。

　　扬子云作《法言》，蜀富人赍钱千万，愿载於书。子云不听，“夫富无仁义之行，〔犹〕圈中之鹿，栏中之牛也，安得妄载？班叔皮续《太史公书》，载乡里人以为恶戒。邪人枉道，绳墨所弹，安得避讳？是故子云不为财劝，叔皮不为恩挠。文人之笔，独已公矣！贤圣定意於笔，笔集成文，文具情显，後人观之，以〔见〕正邪，安宜妄记？足蹈於地，迹有好丑；文集於礼，志有善恶。故夫占迹以睹足，观文以知情。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“思无邪。”《论衡》篇以十数，亦一言也，曰：“疾虚妄。”